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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是我党情报史上出名的“谍报之王”，多次获取日伪情报的他为我党的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在情报钢丝上行走的“谍王”，在投身革命期间却因为做了两件错事，让他彻底失去了毛主席的信任。在对潘汉年的批语中，毛主席写道：“此人该杀，但不宜杀！”

那么，这位书写了情报传奇的我党谍王，究竟做错了什么？他和毛主席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一段不解之缘？

潘汉年是我党情报史上著名的谍王，拥有我党特工、军统双重身份的他，在抗日救亡的情报战线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潘汉年却因为做错了两件事，让他失去了毛主席的信任。其中有一件事，就是潘汉年私自会见了日伪方面的高官。

那么，潘汉年的这件错事，究竟有多严重，为什么会让毛主席勃然大怒呢？

1930年，上海爆发顾顺章叛变案，由周恩来、李克农等人苦心经营多年的上海地下情报网就此毁于一旦。在对顾顺章开展锄奸行动后，我党的当务之急在于重新组建上海的地下情报网，而潘汉年就是在顾顺章叛变案发生后，负责重组上海地下情报网的主要负责人。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党的地下情报网建设工作迎来了全新的责任使命。一方面，我党的地下情报网在与国民党军统等地下情报网进行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另一方面，还要对国民党可能的反攻保持警惕。在这样的背景下，潘汉年以个人身份秘密加入了国民党的军统组织，成为了著名的“双面间谍”。

因为潘汉年具备的双面间谍身份，这让他在我党、军统和日伪等三方之间可以进行游刃有余的周旋，这为潘汉年获取情报提供了大量便利，使潘汉年一跃成为了在抗日战争年代最具有传奇色彩的谍报工作人员之一。

1941年末，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在海上节节失利，骄横一时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逐渐走向了穷途末路。而见风使舵，投靠日军的汉奸走狗见势不妙，也开始为自己日后的生活铺路。在日本扶持下的汪精卫，率先开始蠢蠢欲动，有了背弃日本的打算。

虽然汪精卫此人叛变投敌罪大恶极，但是倘若汪精卫能够为我党提供至关重要的情报线索，将会十分有利于我党的革命事业。

在得知汪精卫有背弃日本的打算后，潘汉年感到激动不已，他本想要将这条消息汇报给延安中央再行定夺，但考虑到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倘若让国民党占尽先机，那么对于我党的情报工作而言就极为不利。因此，潘汉年决定私自与汪精卫会面。

但是，潘汉年的这一行动显然有欠考虑：没过多久，国民党的情报工作人员就发现了潘汉年私自会见汪精卫一事，并且借此大做文章，污蔑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形象。

与此同时，潘汉年与汪精卫之间的沟通并不成功，得知我党抗日的意愿后，汪精卫竟然自视甚高，开始漫天要价，在得知汪精卫并没有真实的投诚想法后，这场拉拢汪精卫的计划最终不了了之。

尽管我党的情报工作人员李克农多次为潘汉年的行动背书，称潘汉年私自会见汪精卫的行动虽然欠妥，但事出有因。

可毕竟会见汪精卫事关重大，没有事先和延安中央汇报更是触犯了党的纪律，也损害了当时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形象，因此毛主席才说出了“潘汉年此人不可信”的论断。

倘若潘汉年当年因为情报工作的需要，前去私自会见汪精卫的行为还情有可原，那么在毛主席看来：潘汉年与高饶案件之间的牵涉，是不可饶恕的。那么，高饶事件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高饶事件中的“高、饶”二人，分别指的是高岗和饶漱石。其中，高岗是我党开辟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后来长期在东北地区主持政务，一度有“东北王”之称。而饶漱石则长期在华东局工作工作，是我党的重要地方领导人物。

不可否认的是，高岗、饶漱石等人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解放战争爆发时期，高岗被调往中国东北，专门负责东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和地方后勤工作，正是因为高岗的不懈努力，让东北解放区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输至前线，为我党的第四野战军这一支劲旅的作战能力提供了充足的保障。

而在朝鲜战争期间，坐镇东北地区的高岗积极调配东北地区的资源，确保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有一个稳定的后勤补给站。1953年7月，抗美援朝作战胜利后，凯旋归国的彭德怀说道：“依我看，朝鲜战争应该要颁发两枚奖章，一枚奖章要给洪麻子，另一个要给高麻子。”

洪麻子，指的就是洪学智；高麻子，就是指高岗。

而饶漱石在革命战争期间所作出的主要贡献，则是在解放战争期间。1941年，惧怕我党革命力量发展壮大的国民党对新四军发动突袭，致使新四军的总指挥叶挺被扣押，政委项英惨遭杀害，史称“皖南事变”。这起事变给新四军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使新四军部队随时面临着崩溃的危险。

就在关键时刻，饶漱石主动站了出来，重新组织了被击垮的新四军部队，为我党保存了这一支活跃在中国南方地区的革命力量。我党之所以能够在解放战争时期依然在江南能够掌握战争，饶漱石对此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解放战争时期，饶漱石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在一线的工作，但是他肯定粟裕当年的斗胆直陈，让粟裕将华东野战军暂不过江，而是在中原地区与敌人进行周旋的作战计划汇报给了中央军委，这也是饶漱石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的一定贡献。

然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高岗、饶漱石两人的职务越做越高，他们骄傲自满的情绪逐渐暴露了出来。高岗、饶漱石两人的野心膨胀后，甚至一度想要取代周总理、刘少奇的位置，并且对中央的指令阳奉阴违，这引起了许多领导干部的一致愤慨。

随着高岗、饶漱石东窗事发，高岗本人因为害怕担心人民的审判，选择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饶漱石则被逮捕入狱。

然而，饶漱石被逮捕入狱，并不意味着高、饶一案的结束。在对高岗、饶漱石一案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毛主席发现此前对私自会面汪精卫隐瞒不报的潘汉年，竟然和高饶一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更让毛主席对潘汉年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不已。

尽管在当时有不少人为潘汉年一案求情，但是潘汉年确实有一些行为逾越了当时历史的原则和界限，加上复杂的历史因素，就注定了毛主席在当时无法原谅潘汉年的所作作为。

潘汉年在历史上私自会见汪精卫，以及他与高饶案之间的联系，让毛主席勃然大怒。毛主席一生都无法原谅潘汉年的所作所为，然而，毛主席在对潘汉年的批注中，却写道：此人该杀，却不宜杀。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当有人询问，为什么毛主席称潘汉年此人“绝不可以再信”，却又不建议枪决潘汉年时，毛主席说道：

“潘汉年此人该杀，但不宜杀。像溥仪这样当年投靠日本的人，我们都没有杀，为什么还要杀他，难道我们连这点容人的肚量都没有了吗？依我看，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都不宜杀，让他们就在那里，对后人有教育意义。”

对于毛主席为什么在没有信任潘汉年的情况下，并没有判处潘汉年死刑，在历史学界还有不同的观点。部分学者认为，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潘汉年私自会见汪精卫的历史，引起了不少人的愤怒。

毛主席表面上斥责潘汉年，实际上对潘汉年进行隔离，却并没有判处他死刑，这也正是对潘汉年的保护。潘汉年当年因为工作的缘故，主动会见汪精卫，相信毛主席凭借着过人的领导智慧，也很容易理解潘汉年当初的所作所为。

就这样，潘汉年的后半生都在隔离审查中度过。但是，潘汉年从始至终都没有改变他对党的忠诚信仰。1977年，潘汉年因病逝世，享年71岁。

在共和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全新历史时期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决定重新审理潘汉年一案。经过党组织严密的调查，最终重新肯定了潘汉年在历史上的革命贡献。

1982年，潘汉年被彻底平反，恢复了昔日的历史名誉，被人们公认为是坚定的革命战士，更是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代谍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