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以其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经过十四年的艰难岁月，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战时期，中国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为了坚持长期抗战，选择一个合适的陪都至关重要。在当时的情况下，重庆最终被选定为陪都，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

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临近，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淞沪抗战爆发。日本人挑起战端，试图借机发飙。由于南京政府距离上海太近，一旦上海沦陷，南京将无力抵挡。因此，国民政府计划将国都西迁，实行战略转移，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是不得不作出的战略选择。

国民政府究竟要迁到哪里，这个决心下起来是非常的难的，毕竟迁都既要考虑当时最紧迫的抗战的需要，同时也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我决心迁移至洛阳，与日本长期作战。如果政府不迁移，将会随时受到威胁。”于是，国民政府提出了“洛阳为行都”，“西安为陪都”的方针。

这个方案表明国民政府打算在战事扩大时先迁至洛阳，若洛阳告急则再迁至西安。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并未考虑这个方案，而是实施了“武汉+重庆”的方案。淞沪会战爆发后，蒋介石立即将国民政府迁移到武汉，并将武汉设立为临时指挥中心。

武汉作为临时国都一直存在到1938年，同时，在这个时间内，国民政府也在不断地向重庆转移。直到1940年之前，武汉都临时政府所在地，而重庆只是行都的身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陪都。

在1940年，汪精卫背叛国家，投敌叛变，建立了伪政府，并将南京作为伪国都。这一事件迫使蒋介石将重庆提升为永久陪都，以与汪伪政府相抗衡。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华北的统治基本崩盘，因此只能向更后方靠近。

西安曾是冯玉祥西北军的大本营，尽管1930年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击败了冯玉祥，但西北军的残余势力仍然存在，对蒋介石怀有不满情绪的仍为数不少。这也解释了为何在1936年蒋介石会被少帅和杨虎城发动兵变扣押。

蒋介石之所以要将陪都定在重庆，这主要得益于重庆在战略地理位置上的优势。重庆位于四川盆地，地势险要，自古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这使得它在军事防御上具有重要地位。

同时，四川地区拥有丰富的物资资源和广大的地域，为迁都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此外，四川与西北地区的联系使得蒋介石能够打通与苏联的通道，并与欧美国家取得联系。

在众多描绘民国风貌的史料中，重庆常被赞誉为比成都更为繁盛的都市。在民国时期的城市排行榜上，如果挑选出十大都市，除了诸如上海、南京、北京、天津、武汉、广州等显赫一时的城市外，重庆也占有一席之地，而成都，则常常在十五名之外徘徊。

根据以上分析，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之所以会选择重庆作为陪都，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从地理位置上看，重庆位于长江上游，地处四川盆地东部，交通便利，具有天然的战略屏障。其周围山地环绕，江河纵横，易守难攻，是抗战时期重要的战略大后方。

二是从经济角度来看，重庆在抗战时期已经发展成为西南地区的重要经济中心。其工业基础雄厚，尤其是军事工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等关键领域，为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保障。

三是重庆作为抗战时期的陪都，还具备了政治和文化的优势。重庆在抗战时期不仅是国民政府的所在地，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基地。大量的文化机构和团体在此集结，推动了抗战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选择重庆作为陪都，是基于其地理位置、经济实力、政治地位和文化影响力等多方面的综合考虑。重庆作为抗战时期的陪都，成了全国军民抗战的指挥中心，重庆这座英雄的城市，也为全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