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从此永远属于人民

我离开军调部长春分部后，先去北平向叶剑英同志汇报了 工作，还乘便机回了一趟延安。由于这一年多的生活和斗争，使 我深深地爱上了东北这块祖国的宝地，决心仍去东北工作，就在 叶剑英同志的关心和军调部其他同志的帮助下，将我的全家都用便机带到了东北局所在的哈尔滨。

我回东北军区要求新的任 务，当时很想到前线去同敌人真刀真枪干一场， 一吐在执行小组 内憋了许久的闷气，在战场上同我在谈判桌上的对手，再较量一 番。

谁知当时主持军区工作的林彪，由于我过去与他有些格格不入，他又只信任和重用自已那个山头上的人，在我离开军区期间，又任命了原一军团的刘亚楼同志为参谋长，不想让我插手军事指挥工作，虽保留了我军区参谋长的名义，却分工我去主管全 东北的军工生产工作。

开始我很不乐意，后来军区政委罗荣桓 同志同我谈了一次话，才使我改变了原来的打算。他说我要求去前线的愿望是好的，但是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长期经验，军工生产工作将越来越重要，战争的胜负除了取决于其他 多种因素之外，有否充足而精良的武器弹药，也将产生直接影响，东北有较好的军工生产基础，不仅要满足本军区作战的需要，还有支援关内各解放区的义务，把这项工作抓好了，其意义 将不下于去前线作战，他希望我能挑起这副担子。

经他这么一 讲，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那时大家都是分配什么就干什么，很 少有讨价还价的事，我也就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管起了北起 黑龙江齐齐哈尔和鹤岗，南到辽东半岛的大连等地的一批军工 生产基地，短时间内走遍了东北三省，在另一条战线上对东北以至全国的解放战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一九四九年初，在沈阳东北军区干部大会上作报告。

一年多以后，军工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军区专门成立了一个 军工部，调何长工同志任部长，我则兼任了军工部政委的职务。

一九四八年九月起，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组织了东北解放战争 中最大也是最后的一仗——辽沈战役。这时林彪和罗荣桓同志上前线指挥，高岗留在哈尔滨，全面负责后勤支援，我又被调回司令部协助高岗工作。

在这中间，我们同林彪在指挥上，发生了 一些分歧。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意图，我军应将主力迅 速调到辽南地区，占领锦州等战略要点，切断通向关内的北宁铁 路线，把东北境内的五十余万蒋军封锁起来，造成“关门打狗”之 势， 一一予以分割歼灭。

但林彪却总想赖在北线，把主力围困着 孤城长春，搞什么“久困长围”,一再延误战机，直到毛主席严厉 地批评了他，限令他执行中央对战役的指示，林彪才南下指挥， 按毛主席的具体部署攻下了锦州，从而使长春守敌不攻自垮，在 待援和南逃都已绝望的情况下放下武器，宣告了长春的解放。

随 后南线我军又歼灭了蒋军廖耀湘兵团，粉碎了他们恢复北宁线 的企图。这一连串胜利当然地震撼了孤守沈阳的蒋军，我们分析 了战局的发展形势，认为困守在沈阳等地的东北残敌，为逃避被我军全部围歼的命运，在北宁线被切断之后，有很大可能从营口由海上逃跑。

为此，高岗和我于十月十九日联名发电报给林彪， 指出敌人向营口突围从海路南撤的可能，建议迅速调动部队，抢 先占领营口，以堵塞敌人的退路，并具体建议以第十二纵队外加 三个独立师，由四平以北乘火车于十月二十四日以前全部赶到 清源，然后向鞍山、海城急行军南进，抢先占领营口，堵塞沈阳等 地残敌的退路。

我们建议林彪迅即下达相应的具体命令。这一建 议也转报了毛主席。毛主席当即指示林彪说：“高、伍建议……甚 为必要",要他"照此速办，愈快愈好”。

林彪对此却阳奉阴违地 一拖再拖，毛主席连续给了他七封电报，告知他蒋介石已在天津 集中了五万吨位船只，准备接应从营口撤出的东北蒋军；要求我 军在东北“不失时机，争取大胜”。但是林彪还是置毛主席的指 示于不顾，拒不调动部队去堵塞营口这个睢一的缺口。

结果，沈 阳等地敌人在廖耀湘兵团于黑山、大虎山被我歼灭之后，所有陆 上退路全部切断，便决心从营口突围。终于使敌人五十二军军 部及一个师部，带三个团共一万多人，由营口登船从海上逃离东 北，造成我军未能完成全歼东北蒋军的任务。毛主席责备林彪“忽视对营口的控制，是一个不小的失着”。

一九四九年三月，在 葫芦岛，代表中央、中央 军委及东北局、东北军 区，慰问国民党“重庆号” 巡洋舰起义人员。

尽管如此，整个辽沈战役依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我军进占 营口等地之后，蒋军余部逃命的唯一通道也被堵上了，东北残敌 全成了“瓮中之鳖”。就在沈阳孤城指日可待时，东北局决定，任 命陈云同志为即梅解放的沈阳市军管会主任，我和陶铸同志为 军管会副主任，我还兼任沈阳卫戍区司令员，陶铸同志兼任卫戍 区政治委员，军区指挥机关也迁至沈阳附近。

久盼的一天终于 来到了，我军下达了解放沈阳的命令!

战斗还在进行时，我乘着吉普车开到了沈阳东郊我军的炮兵阵地上，并继续向城内开进。

前线的炮兵指挥员劝我们等一等，说郊区虽然已无大的战斗，市 内还有大批敌人正待一一歼灭，过早地进去了太不安全。可是 我一待枪声稀疏了，就驱车穿过我军阵地追着冲进市里的步兵 部队， 一直驶向市区。我还宽慰为我担心的同志说，沈阳的道路 和情况我都熟悉，知道哪儿有敌人，哪儿最安全。再说现在的敌 人都成了残兵败将，早已溃不成军，我们却是势不可挡的胜利之 师，些许残敌已不足挂齿。我们早些进城，就可以早些开始工 作。

就这样，我带着胜利者的自豪和欢乐之情，和所向无敌的我 军指战员们一起，第三次进入了我已经两次进入却又两次退出 的东北名城沈阳。

同一座城市，前两次都由别人占领着，这一次 却完全是我们的了。古老的沈阳，得到了新生；被外国侵略者和 反动统治者盘踞、掠夺和凌辱了漫长岁月的沈阳市，从此永远属于人民!

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是：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

十一月二日当天，我和陶铸同志及卫戍司令部的组成人员， 先后赶到了市内预定地点。我们一会合，就摊开沈阳市地图，和 陶铸等同志一起，共同研究并制定了城市的卫戍方案，并立即部 署实施。当时市内是流散着不少未放下武器的残敌，有的稍想 调皮就被我军收拾了，有的弃枪换装躲了起来，有几股人数较多 的溃军，不知天高地厚；竟派出代表来找我们，说要洽商什么起 义事宜。

我和陶铸同志商量后，认为他们只是一群丧家之犬，已 经没有资格谈什么起义的问题，也不愿让他们来分散我们的精 力，以致牵扯我军手脚，就决定只解除他们的武装，命其呆到一 边，等待我们的后续部队和工作人员来到，再正式收容和处理他 们。

起初我们调来两个正规师担任全市的警戒和内卫，我与陶铸同志会同部队负责干部，划定了各个师和团的指挥位置及负责范围，并将我们的卫戍司令部设在沈阳最高级的大和旅馆内， 与此同时，以陈云同志为主任的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也入城开 始办公。

军管会成员除陈云、陶铸同志和我以外，还有在东北 很有影响的张学良之弟张学思同志，加上王首道、陈郁、朱其文 等同志，共九名委员，下设财政、经济、后勤和铁路等各个处及委 员会，我们卫戍司令部也归军管会指挥。

沈阳全市的军政和财 经接管工作，就在军管会的统一领导下，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 陈云同志在经济问题上很有经验，他以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财 经工作上，对城市的经济恢复以至生产、生活安排，作出了许多重要决策。军事性的任务，就由卫戍司令部来承担了。

十一月三日，即我们入城第二天，我和陶铸同志联名签署了 《沈阳特别市卫戍司令部第一号布告》,宣布了为维持全市社会 治安，建立民主秧序的七项重要规定，即：

(一)切实保护人民和 外侨的生命财产安全，私人工商业不得侵犯；

(二)实行临时戒 严，无通行证者禁止出入城市，每晚六时至次晨六时为市内戒严 时间；

(三)保护公共建筑，任何人不得破坏；

(四)蒋军残余迅速 向我军自动投诚报到，任何人不得窝藏；

(五)除经法定手续外， 任何机关部队不得非法逮捕人；

(六)除卫戌部队外，其他部队不 准入城，允许入城人员必须遵守入城纪律；

(七)驻市区部队不准 自由外出，不准擅自鸣枪，不准进入烟馆、妓院和影剧院；如有违 犯，扣押严惩。

这个布告，不论是对内和对外，从内容到语气，都 是十分严厉的，它反映了当时的特定环境和历史情况，对于迅速 安定民心，恢复正常生活，以及防止我军内部的不良倾向，都是 极为必要的。戒严令实施了不长时间，市内的残敌基本肃清，我

们的接管工作已经顺利进行，我们很快就发布了新的命令，撤销宵禁，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通行了。

在此期间，军管会还就保护 全市的公共及私有财物房产等有关政策规定，连续发布了几号 布告，都以军管会主任陈云及副主任伍修权、陶铸的名义签署发 表。

不过在那复杂而不免纷乱的情况下，还是发生了一些令人 讨厌的事，有少数未查获的国民党残余分子，还有一些企图混水 摸鱼的流氓坏人，趁我军入城不久，四出冒充我方军政人员，任 意窜入并住进民房私宅，对人民进行敲诈勒索和抢劫偷盗；严重 地危害了人民安全，扰乱了社会秩序，更直接破坏了我党我军的 声誉。

我们迅速查获并处决了一些罪犯，又以卫戍司令部和市 公安局的名义，发布了联合布告，为防止再发生上述现象，明令 规定凡是我方军政人员， 一律不得在商店、旅馆和民房住宿，必 须住在各个指定地点，居民也不得留住上述违犯规定的人员，并 可随时予以拒绝和告发。

同时在我们各个机关和部队内部，也 更加强了纪律和政策教育。以上这一系列严格措施，加上实行了 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各项正确政策，沈阳这座几百万人的重要都 市，也是当时我军已经解放的第一个最大城市，终于很快安定下 来。

我们在那些日子里，虽然几乎不分昼夜地工作，不知道处理 了多少既紧急又复杂的间题，其紧张和劳累的程度不亚于指挥 一场大战役，但是眼看这个当年的东北反动统治中心和罪恶堡 垒，在我们手里一天一天改变了面貌，开始成为带动全东北和支援全国战争的重要基地之一，不能不由衷地感到无限欣慰。

又隔了不到一年，即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 成立，我和沈阳全市以至全国人民一样，也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之 中。十月一 日这天，全沈阳大街小巷到处红旗招展，张灯结彩，男女老少，个个喜形于色，我白天忙于工作并参加了集体的庆祝活动，晚上又带着孩子坐上汽车，到全市各处转了一大圈，饱览 了一番欢鹏喜庆景象。

当孩子们兴高采烈欢呼雀跃时，我不禁 默默地想道：

就为了这一天，我们牺牲了多少亲密战友和优秀同 志，经过了多少艰难险阻与苦斗抗争，甚至忍受了多少退让屈 辱!就在这座沈阳市，我们第一次乘兴而来，却被所谓“老大哥” 毫不客气地逼走，将这一已经在手的重要城市，白白交给了国民 党反动派。

第二次来沈阳后，更是天天憋着一肚子闷气，心头有 火不能发，还得同人家以礼相待，甚至握手言欢。

只有这第三次 重回沈阳，真是扬眉吐气、满心舒畅。前两次那些不愉快的回 忆，都已成了一去不复返的历史往事，沈阳，长春，全东北以至全 国，从此将永远属于人民!我的三进沈阳，也成了这部伟大史诗中的一支小小的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