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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北伐能否成功，有一个人起着关键作用，这个人就是陈炯明。

其实，从1919年开始，当孙中山的政治生涯仍处于起伏不定的状态时，陈炯明的政治声望就在与日俱增，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孙中山，这在当时孙中山的追随者中还是绝无仅有的。

1909年，陈炯明加入同盟会，从此成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在追随孙中山期间，他虽然有过彷徨，甚至与孙中山发生过矛盾，但总的来说还不失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917年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时，是陈炯明建议他以广东为护法根据地，从而使孙中山在广东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政权——中华民国军政府。

而孙中山则将当时国民党仅有的一支军队“援闽粤军”交给陈炯明指挥，任命他为“援闽粤军”总司令，蒋介石那时是他的上校参谋。

1918年5月，孙中山被迫辞去军政府大元帅一职，再回上海。后来，在孙中山催促下，陈炯明率军进攻闽南，建立了以漳州为中心的“闽南护法区”。也就是在这里，陈炯明开始实践他的改革计划——“漳州新政”。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炯明在漳州积极响应，他不但公开发电，谴责巴黎和会，而且支持市民和学生运动。在这种政治氛围中，陈炯明开始在漳州推动他的新政。整顿市政，发展经济。

首先，发展教育，提倡新学。

陈炯明认为，“国家根本在夫国民，国民良否观乎教育。”

他制定了详细的地方教育发展纲要，从广州聘请了文化名人梁冰弦到漳州担任教育局长，还提出“一乡一校”的口号。他宣布禁止私塾，在新学校实行学生自治，缩短教学时间，废除修身、读经等学科，增加社会主义及外语等科目，推行工读制度，鼓励留学等。

其次，推广新文化，革除旧风俗。

陈炯明在漳州开办了“新闽学书局”，专门采买国内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如《新青年》、《新潮》、《建设》、《星期评论》等。

1919年年底，陈炯明从广州聘请陈秋霖到漳州创办了《闽星》半周刊。该刊用大量篇幅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宣传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和相关的社会主义原理，称赞“红革命是世界改造，所以那灼灼的红光，照耀着全个地球，汩汩的红潮，分奔向五洲各处”。

除此之外，《闽星》还宣传当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各种政治思潮，如无政府主义、互助论、新村运动、泛劳动主义等。

陈炯明还在漳州设立“美育俱乐部”，促进当地文艺活动的开展；主办演讲会，促进学术交流。

在传播新风气的同时，陈炯明又大力革除陈规陋习，拆除城隍庙，捣毁玄妙观偶像，禁止迷信鬼神，提倡男人短衣短发，禁止长衫、蓄辫，提倡女人放大足、禁止缠小足等等。

再次，整顿市政，发展经济。

原来漳州街道狭窄，桥梁残断，交通十分不便。陈炯明特设立了工务局，委派周醒南为局长，从事市政建设，修桥拓路，整治街道。陈炯明还从发展交通运输入手，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闽南经济。

他制订了一个修筑公路计划，以漳州为中心，修建了四通八达的公路干线，又开展汽车运输业务，并接通厦门的海上航线，从而构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水陆交通运输网络。

他还制订开辟荒田的计划，抽调后方驻军中“惯于耕植者”，到漳州支援垦殖。他设立了博通公司、文明雅集、迎宾大旅馆，活跃了城乡物资的交流，促进了闽南商业经济的发展。

陈炯明的漳州新政取得巨大成功，一时间偏居广东一隅的漳州远近闻名。

当时的知名人士如林森、胡汉民、汪精卫、居正、吴稚晖、李石曾、邹鲁、陈嘉庚等，都访问过漳州。

北京大学学生在考察“漳州新政”后，称“漳州是闽南的俄罗斯”，“共产时代当不过如此”。陈炯明的漳州新政在国际上也引起较大反响。

美国驻华公使在提交给政府的报告中指出：

“漳州到处可见建设的现象，…美国侨国对陈之施政也均引以为荣”。

英国驻香港陆军参谋高罗氏在参观漳州后，称赞陈炯明“真不愧为中国革新人物”。

漳州政绩还引起了苏俄领导人的注意。

1920年4月，波达波夫将军在上海会晤孙中山之后，便来到漳州。当时任陈炯明司令部参谋的陈其尤负责接待波达波夫。

据陈其尤回忆：

波达波夫带来了列宁的亲笔信，信中对陈炯明表示敬佩，并鼓励他发动群众，开展农民运动，甚至还主动提出：如果需要的话，拟将储存在海参崴的军械提供给粤军使用。

陈炯明一面要波达波夫转达对列宁的感谢，一面则说明，现时革命势力还没有占领一个出海口，待占领广州后，再行商议俄方援助之事。陈炯明还让波达波夫带信给列宁。

他在信中写道：

列宁吾师！我感到特别高兴和幸福的是在远方听到你们国家的革命取得了成功。

…现在，俄国人民及其领袖，为了全人类的解放，用坚强的决心和顽强的毅力来消灭人类发展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建立起布尔什维主义基础上的新的俄国开创了世界历史上的新的时代。

劳农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宣言已经到达中国，所有的中国人民都充满了极大的谢意。近几天，波达波夫将军已到达这里同我会见。他了解了我们的情况，并给我讲述了关于新的俄国的情况和扩大自主原则的方法。

这使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深深相信新的俄国对中国即将到来的各种形式的革命运动给予的帮助和支持。

陈炯明在信中还满腔热情地表示，希望“新中国和新的俄国将以兄弟般的友谊携手共进”，相信“布尔什维主义将会给人类带来幸福”，他自己也要“尽一切力量在世界上推行这一制度”，以此来改造中国，“而且要改造整个亚洲”。

1921年的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公报》在刊载陈炯明这封信时，专门加了编者按，评价陈炯明“坚信共产主义，不仅是一个革命的将军，而且是一个杰出的组织者，并得到群众的拥护。”

1920年8月，根据孙中山的命令，陈炯明率领驻闽粤军在漳州举行回粤誓师。

粤军兵分三路，向广东方面挺进。经达3个月浴血奋战，粤军以2.5万人，战胜了号称10万之众的桂军，取得回粤驱桂的胜利。

粤军回师胜利，离不开孙中山精心策划和有力支持。孙中山不仅输送干部、筹募款项，而且直接派周之贞等在粤起义，组织民军扰乱桂系的后方，还联络云南的唐继尧、湖南的赵恒惕夹击桂系，从而保证了驱桂之役的最后胜利。

孙中山对陈炯明爱护、对粤军扶持，目的是想培养一支国民党自己的武装力量。

当得知粤军取得回师广东的胜利后，在上海的孙中山非常欣喜。

10月20日，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

竞存（陈炯明字）此番回粤，实举全身气力，以为党为国。吾人亦不惜全力以为竞兄之助，同德同心，岂复寻常可拟？我望竞存为民国元年前之克强（黄兴字）”，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陈其美字）。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我所求者，惟期主义政策，与我一致。"

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中华民国政府后，任命陈炯明为陆军部长、内务部总长、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所以他并不是国民党员。

这时，在孙中山的说服下，他又加入了国民党，并任国民党广东支部长。

就任广东省长后，陈炯明在地方民政和建设上，实施了一些改革；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也采取了宽容和扶持的态度。这些政绩被当时在广州旅行的黄炎培发现并赞赏。

黄炎培回到上海后，曾在演讲中这样说：

“陈省长很能迎受新潮流，提倡新文化，所以广州域内各种工会极多，已立案的有93处。据工业总会调查不止此数，约有130余处，都注重教育演讲二事，替工人谋幸福。”

粤军夺回广州后，11月25日，孙中山从上海返回广州，着手重建政府的工作。

在重建政府的问题上，陈炯明持有不同意见。

1921年3月29日，陈炯明在与人谈话时说：

“我不忍见孙先生失败，故不赞成速选总统。因现下时机未熟，如广东选出总统，北方必要借口来打，是真自树目标，使人攻击。”

孙中山当选为大总统后，陈炯明不得不承认事实，旋于4月11日给孙中山发贺电，称“国会非常会议，以投票最多数选出我公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闻讯之下，欢欣莫名。我公手建民国，肇造共和，全国人民夙深景仰。今复当选，快惬人心，谨为我国前途贺”。

但是，出于对北方可能发动进攻的担心等原因，陈炯明在暗地里又鼓动人来反对孙中山就大总统职。

广州政府的正式成立，为孙中山兴师北上，消灭军阀，统一中国创造了条件。但为了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消除北伐的后顾之忧，就需要先消灭桂系军阀，实现两广统一。

陈炯明一开始对进军广西并不积极，他只希望与桂系军阀“各守边防，毋相侵犯”。直到桂系军阀得到北洋军阀的饷械支持，陆荣廷正式下令攻粤后，陈炯明才放弃幻想，于1921年6月20日进抵肇庆，督师讨桂。

6月26日，粤军攻陷梧州。孙中山得到捷报后，特发电报予以勉励，并任命陈炯明为援桂总司令。

粤军的驱桂之役，不仅得到赣、滇、黔各军的支持，还得到广东各阶层人民的大力支持。广州妇女组成“出征军人慰劳会”，到前线慰劳士兵；工人组成“工界筹饷团”，以自己劳动所得资助粤军；商人则捐助用品、药物、食物等。

在各方大力支持下，经过三个月的战斗，到9月26日，即取得驱桂战争的胜利。

陈炯明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所作的贡献，使他的政治威望一路飙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孙中山。

不久，陈炯明的大名再次出现在列宁的面前。

1922年3月15日，苏俄驻中国外交使团成员维连斯基·西比里亚克夫在北京给列宁写了一封长信。

在信的后面，还附了一个材料，名为“督军”，其中用了相当的篇幅谈到陈炯明，以及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关系。

他在信中写道：

广东省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摇篮，是目前设在广州的南方政府的管辖地。省长是陈炯明将军，他是一名革命者，有20多年党龄的国民党党员。陈炯明将军是解放了的年轻的中国的最著名活动家之一。

按从政年限、对革命思想的忠诚和组织才干，陈炯明与孙逸仙博士可以相提并论。

孙逸仙的私敌反对他的“独裁”倾向，认为陈炯明的治国谋略比孙略胜一筹。陈将军不是职业军阀…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社会工作，一开始他是自由派文化传播者…曾试图以和平手段清除君主专制的满清王朝在300年统治间所建立起来的“肮脏马厩”。

华南资产阶级怕得要命，其自由派人士提出了组建社团的方案，旨在扫除文盲，发展工业，改善中国生存的经济条件，开办图书馆和实现一系列其他文教目标。

陈炯明参加了这些团体，越来越热衷于政治斗争，同时不断扩大这种斗争的基础。在他的这个发展阶段，他在南方出版一种激进的报纸，很受欢迎，拥有读者4000名，发行量在当时肯定是很大的。

在广州，陈炯明的名字几乎成为“革命”和“进步”的象征。不仅国民党人交口称赞，而且在广州的共产党人和苏俄代表也对他刮目相看，认为他是比孙中山更革命的革命者。

关于这一点，当时正在广州的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就深有感触。

据达林回忆，无论是广州当地的共产党人，还是远东共和国通讯社的记者，都对陈炯明有一种好感。他们认为陈炯明是一个进步的、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将领。当达林向他们提到联合孙中山的问题时，他们却表示宁愿联合陈炯明。

首先向达林亮出这一观点的，是远东共和国通讯社的记者斯托扬诺维奇。

斯托扬诺维奇把孙中山及其政府描绘得一团漆黑，说孙中山的政府不仅实行敌视工人的政策，而且他的老战友们都是美国所看中的军阀。与之相反，陈炯明则是支持工人运动和接近广州共产党组织的进步人士。

在与广州地方党、团组织的接触中，达林也不时听到对陈炯明的赞扬声，而一些人对孙中山不感兴趣则是显而易见的。

当时在达林的参与下，大家商定“五一节”的游行口号共分三类：

一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支持苏俄；二是反对国内反动派；三是支持孙中山政府。

但在“五一节”游行队伍的旗帜上，达林没有看到“支持孙中山政府”的口号。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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