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应勇表示，要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对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犯罪，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要积极协调推动专门学校建设，健全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加大教育矫治力度，携手各方坚决遏制未成年人犯罪高发势头。（3月23日中国青年报）

针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很多网友群情激愤，但从社会治理角度而言，单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综合征”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而不是依赖法律惩戒的单一途径。

据最高检数据，自2018年至2022年，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犯罪从4600人增至8700多人，年均上升16.7%。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9.7万人，其中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犯罪约1万人。

青少年犯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痼疾，其成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家庭教育缺失是一个重要原因。本次邯郸案件中三名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都是留守儿童，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难以获得健康成长需要的情感支撑和科学引导。此外，手机和网络的普及，让许多青少年过早接触到了暴力、色情以及欺诈信息，对犯罪行为的危害和生命缺少敬畏。

其次是学校预防未成年犯罪教育的缺位。长期以来，单纯以学生学业考试成绩和学校升学率来评价学校教育质量的倾向，导致思想教育、体育锻炼以及安全教育等被大量占用或者流于形式。

此外，法律惩戒是阻止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火墙。从我国1979年第一部刑法典到1997年第二部刑法典，都规定限制刑事责任年龄是十四周岁。2020年12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修正案，其中对刑事责任年龄相关规定作出调整，由原来的十四周岁下调至十二周岁，并定于2021年3月1日实施。通过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对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或许有一定威慑和警示作用，但当前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矫治体系，有没有走过场和管理漏洞？一些恶性案件的制造者，多有青少年犯罪的前科，或许就是明显的例子。

面对一条条逝去的鲜活生命，法律严惩肯定不可缺少，至少它可以传递一种理念——犯罪就要付出代价，年龄不是免死金牌，无知无畏不是通行证。家长、学校和社会需要切实承担起相应的教育培养和惩戒责任，督促、监督未成年人从小树立规则意识、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评论员 张忠

校对 陶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