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陆海空三军首次授衔仪式将在这里举行。从元帅到将军，从将军到士兵，被授予军衔，光荣和梦想，灿烂和辉煌，都在这一瞬间绽放。

当我军大授衔的消息被传到香港时，不操心军事、政事的张发奎突然发出这样的感慨：“可惜我当初跟错了人，如果没有犯错的话，我必定是元帅之首啊……”

如果是其他人说出这句话，或许会掺杂些许嫉妒，但这句话从张发奎口中说出，却是实至名归的。那么张发奎是谁？为何他不犯错就能成为元帅之首呢？

张发奎1896年出生在广东始兴县，在他14岁那年，县里的土豪李淑之子溺死，李淑咬定是他干的。张发奎有口说不清，无奈之下只好辍学逃到广州，为了生存下去，来到习艺所学习染织工艺。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张发奎认为读书、当学徒没有出路，便决定参军。1912年春，他考入黄埔陆军小学堂，后来在考官邓铿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1916年5月，他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战争，1920年担任督战队队长，参加了驱逐盘踞广东的旧桂系军阀。

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先生督师北伐期间，张发奎担任大本营警卫团第3营营长。陈炯明叛乱之际，孙中山先生联络滇系、桂系军阀讨伐陈炯明，他便和工兵营的营长邓演达一起响应起义。

1923年，孙中山先生重回广州担任大元帅，张发奎担任第一师独立团的团长，不久后参加第一次东征等战役。1925年，第一师被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张发奎担任独立旅旅长，后因立下战功而被升为第12师师长。

1926年6月，张发奎率部参加北伐战争，在农民组织的配合下，连续攻下浏阳、长沙等地。8月下旬，张发奎率领师部的士兵们跟随第四军挺进湖北，叶挺独立团被划给张发奎指挥。

就这样，第4军和第7、第8军向据守在粤汉铁路的吴佩孚部发起强有力的进攻。但非常可惜的是，经过一天激烈的战斗，双方仍处于对峙状态。就在张发奎苦恼之际，有一位名叫黄琪翔的团长说出自己的建议：“师长，我们团可以趁着夜色渡江插入敌军后方，然后让叶挺带着独立团从东边进攻。”

张发奎听后觉得很不错，便点点头，对黄琪翔和叶挺说：“那就这样安排，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了！”经过一晚上激烈的战斗，吴佩孚部腹背受敌，士气大跌，纷纷向后撤退。

8月28日，北伐军成功拿下汀泗桥，紧接着一鼓作气拿下贺胜桥，一步步向武昌逼近。

10月10日，张发奎部在友邻部队的配合下成功占领南昌，并取得北伐战争决定性的胜利。不久后，张发奎奉命前去支援赣军，归左翼军李宗仁指挥，参加对孙传芳部的作战。紧接着，第四军被扩编为三个军，张发奎所率领的第12师被扩编为第4军，张发奎担任军长，黄琪翔担任副军长。

1927年1月15日，武汉粤侨联欢社为了表彰第4军的战功，特意将铸有“铁军”两字的盾牌赠给他们，张发奎代表第四军的将士们接受了这一荣誉。而张发奎也因指挥有方，善于团结部署，行军期间总身先士卒，而赢得北伐名将的美誉。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叶剑英、徐向前、陈毅、贺龙、粟裕等人都是张发奎的部下。

张发奎

在北伐战争初期，我党和张发奎的关系就仿佛处于“蜜月期”。一方面，张发奎吸收了大量共产党员到他所在的部队；另一方面，我党积极进行政治宣传，不仅向广大官兵宣传了自己的使命，而且还发动工农群众积极支持北伐。

在战争中，正是有共产党员的英勇顽强，在攻打汀泗桥战斗中不怕牺牲，才令张发奎部能获得“铁军”的称号；在攻克贺胜桥一战中，正是有共产党员的前仆后继，才有了北伐战争初期的胜利。连张发奎自己也说：

“那个时候，大多数共产党员都是知识分子，其中在下级干部中比较多……他们工作起来很勤奋，也能将事情办的很好……”

在这一时期，我党帮助张发奎完成了实力上的扩张，同时也在合作中创造不朽功勋。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和我党亲密合作的战友，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际，毅然选择紧跟汪精卫，而和我党分道扬镳。

汪精卫

在当时的国民党内部，“反共”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急剧泛滥的传染病，从蒋介石、李济深、李宗仁开始，再到夏斗寅、许克祥、汪精卫等等，每个国民党都想将共产党赶出去。在这一恶劣影响下，张发奎身为一位共产党员，如果不想反对国民党的话，那么他的面前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反对共产党，拒绝和共产党合作了。

其实此时的张发奎是十分纠结的，一方面，汪精卫等人拼命拉拢他；另一方面，我党也在做他的思想工作。张发奎部有很多骨干包括重要干事都是共产党员，他和大家的关系也一直很好。如果在这个时候要“分共”的话，岂不等于自断手脚？因此他迟迟下不了“分共”的决心，他期待着有奇迹发生。

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我党不能坐以待毙，只能向张发奎使用最后绝招：“你或者可以和我们一起携手回粤；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只能甩开你，自己干了！”

1927年7月26日，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苏联军事顾问加伦说：

“今天我和张发奎谈了一下，他已经赞成部队集中在南浔路附近，不再东进，第一步按兵不动，第二步渐渐移动回广东。张发奎如果能赞成回广东，又不强迫叶挺等人退出共产党，那么我们可以和他一起回去；如果他不同意的话，那我们只能在南昌干起来了！”

加伦说完后，与会人员没有说话，但都默认这一想法。然而非常可惜的是，张发奎最终选择后退，不再和我党合作。

7月29日，叶剑英和汪精卫、孙科、张发奎等人在庐山开完会后，立即向我党透露：“老张靠不住了，咱们还是另寻他法吧。”

对张发奎的争取工作无望后，我党决定发动南昌起义。但起义后，还是将他列为主席团成员和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和叶挺也分别给张发奎发去电报，欢迎他来南昌一起革命。不过非常可惜的是，张发奎没有接受，而是站在汪精卫那一边。值得一提的是，张发奎也没有对我军下死手。

南昌起义爆发后，张发奎接到汪精卫的命令后迟迟不肯出兵，九江到南昌，最迟3天便能到，到张发奎直至起义军于7日全部撤退后，才抵达南昌。很明显，他不愿意和起义军正面冲突。

张发奎也不愿意“追剿”起义军，尽管李济深嘱咐他从两广夹击叛军的时候，他也没有听从命令。另外，有很多共产党员在内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师生，在抵达九江后被张发奎缴了械。但他在叶剑英的建议下，没有伤及他们性命，而是将他们改编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由叶剑英担任团长。后来该教导团成为广州起义的主要军事力量。

1929年，共产党员曾天节曾在张发奎部当排长。有人觉得他很像共产党，便向张发奎告密。由于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曾天节是共产党员，所以尽管有所怀疑，张发奎也没有对他作任何处置。

1931年，曾天节被调任张发奎的上尉侍从参谋，他们两个之间无拘无束，无话不谈。到抗战时期，又有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张发奎的部队得到重用，比如说左洪涛、刘田夫等等，直到全面内战爆发后，他们才撤离。

张发奎晚年

30多年后，张发奎曾在接受访问时说：“我多次说过，我是不会杀共产党员的。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同意将共产党员当做是自己的敌人，我是不反对共产党员个人的。”

张发奎是一个还算正派且爱国的国民党军人。大革命失败的时候，他跟随汪精卫，但后来汪精卫成为汉奸，再来拉拢他的时候，他却坚决拒绝，并反对汪精卫了。张发奎有报国之志，有民族气节，在阵线分明的战场上，比如说北伐、抗日等，他战功赫赫。

不过张发奎不擅长驾驭复杂的政治局势，不具备准确分辨是非的能力，简单来说就是只有蛮力，头脑简单，会武不会文。

而张发奎之所以不愿意跟随我党，则是因为他并没有强烈的党派观念。对于共产党，他是有好感，但他并不信仰我党的主义，同时也不看好我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既能联共，也愿意联共。不过联共和成为共产党的一员毕竟是两回事，他也不愿意跨出这一步。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张发奎对我党的成见越来越大，这也导致他不愿意做我党的同路人了。

从和共产党的关系以及后来人生道路来看，国民党将领大致分为以下4种：

第一、从未“反共”，先后加入革命队伍的；

第二、先联共，后“反共”，最后再投靠我党的；

第三、始终“反共”，即使是在国共合作期间也将我党视为仇敌，紧紧追随蒋介石去台湾的；

第四、先联共、后“反共”。

从以上四种来看张发奎的话，他基本属于最后一种，不过他也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

首先他和我党曾经有比较密切的合作，而在“反共”问题上，他曾迟疑、犹豫过，甚至对我党党员网开一面；其次是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展开，张发奎又开始和我党合作，也不满国民党反动派的那些“反共”政策；最后，他没有跟随蒋介石去台湾，也不愿意回大陆，而是去了香港。

正是因为张发奎的这些举动，也令我党动了拉拢他的心。广州起义结束后，我党和张发奎的关系时断时续，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张发奎移居香港，我党才又多次开展对他的争取工作。

最初做争取工作的是叶剑英，毕竟两人是老相识了。叶剑英通过原国民革命军第5军副党代表李朗如等人转告张发奎，希望他能来广州旅行。后来，何香凝也给他写了一封信，但非常可惜的是，都没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毛主席给朱德授衔

1955年9月，当解放军大授衔的消息传到香港张发奎耳中的时候，他有些懊悔地说：“唉，当初选错了人，如果没有做那些错事，我必定是元帅之首啊！”

张发奎这样说也不是在吹嘘，按照他当时立下的功劳，如果选择站在我党这边，很有可能会将革命推向一个新高潮。

1980年3月10日，张发奎在香港去世，终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