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西周时期，为了避免王位继承过程中不必要的冲突与争斗，人们选择了嫡长子继承的方法。这就是说，不论周王有几个儿子，也不论这些儿子中谁的才能最高，能够继承王位的只有一位，就是周王的正妻（嫡妻，即王后）所生的最长子。如果正妻无子，也就是没有嫡子，就立最长子。这种称作“立嫡不以长，立长不以德”的继承方式，被后代各个王朝所沿用。

然而，嫡长子、长子们自然获得的继承地位，并不能抑制觊觎者的野心，也从未阻挡住他们行动的脚步。从历史事实看，虽然这种方式成为历代皇权继承毋庸置疑的制度，但是各朝各代废嫡立幼、兄弟相残、叔夺侄位的事件仍然层出不穷。这一继承方式造成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它使嫡长子、长子一出生，实际上就处在了一个岌岌可危的位置上。只要后宫和朝廷之上有个风吹草动，比如太子本人有点过错，或是皇帝突然驾崩、某大臣心怀不满，都有可能导致发生残酷血腥的废立斗争。这样的废立斗争，是一场场政治重头戏，在中国古代的历朝历代重演不衰……

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己酉日，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竟然有一个不知姓名的男子，闯入太子所居的慈庆宫，手持枣木大棍，见人就打，一直打到前殿的檐下才被擒住。

经过审问，这人名叫张差，是个疯子，被人诱了来宫中行凶的。而朝中大臣们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一定要再审。刑部最后审讯出来的结果，让人大吃一惊：这人是由宫中郑贵妃的两个太监庞保、刘成领进宫的，也是由他们提供的作案凶器。这真是“一石惊起千层浪”，谁不知道郑贵妃是皇上的宠妃、福王的母亲?谁不知道郑贵妃一直想让皇上废长立幼?

这件事让神宗皇帝头疼不已。而最让神宗心烦的，并不在于审讯的结果是不是事实。如果这是真的，那倒不如干净利落地把太子灭了好——现在可更热闹了，给大臣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把柄，来攻击他对太子的态度，攻击他最宠幸的郑贵妃。

一直以来，大臣们就在立储问题上与他作对。神宗的皇后没有子嗣，只有妃子们所生的朱常洛、朱常洵两个儿子。常洛年纪居长，但他的母亲出身却低，早年不过是太后宫里的一个宫女；常洵虽然比常洛要小得多，但他的母亲却是皇帝宠幸的贵妃郑氏。

说白了，长子常洛的出生其实是神宗皇帝的一次“错误”所致。皇帝年轻时，到太后宫里游玩，见到了一位颇有姿色的宫女，一不小心，就把常洛给造了出来。孩子出生后，神宗皇帝并不重视，如果不是脾气倔强的太后进行干涉，翻出《起居注》来证明王宫女肚子里的孩子肯定是他的，神宗早就忘掉了这次云雨。四年后（万历十四年，1586年），郑妃也生下了一个儿子，也就是常洵，神宗高兴非常，立刻封郑妃为郑贵妃。然而就在这一年的二月，大臣们就开始上疏要求皇上册立五岁的常洛为东宫太子了。这实在扫兴。按神宗自己的想法，“子以母贵”，宫女生的常洛凭什么跟贵妃生的常洵相比呢？可大臣们“非嫡立长”的执论，又让他无法反驳。他想，也许时间一长，大臣们会改变主意？想到这一层，神宗皇帝下了一诏：“元子（即长子）尚弱小，册封仪式等两三年后再举行吧。”

可是他实在低估了大臣们的力量。从万历十四年起，要求立储的奏章就接连不断，没完没了。那些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立常洛为太子的大臣，哪怕被贬官、夺俸、廷杖、削籍，也不改初衷。他实在没有想到，朝廷上一班吃皇粮的官员们，为什么就是不肯体会他的苦衷呢？更可气的是，这些大臣明明全都是拥立常洛的，却还要分什么浙党、东林党，相互指斥，借题发挥，互相攻击，闹得神宗皇帝不得安宁。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皇帝手诏：册封常洛、常洵为王；至于立储的事，等皇后娘娘生了龙子再说吧！这一下，朝臣大哗，群起反对。皇上不得已，只得于二月宣布停封。接下去，为着朱常洛的出阁听讲、成年冠礼、成婚等等，神宗总是找着借口，能拖就拖，和群臣唱起了对台戏。

这一拖，就拖到了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八月，大臣沈一贯用“子复生子，孙复生孙，早享天伦”说动了神宗的心，神宗也就松了口，答应过些日子就为皇长子行大礼。不久，神宗又想改口，却被沈一贯封还圣谕，力言不可。终于，和群臣打了十五年拉锯战的神宗皇帝，在这一年的冬季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同时册封常洵为福王，与太子同行冠礼。

不过，虽然让朝臣赢了这个回合，神宗仍有些不死心。他迟迟不让福王赴封地就藩，这又引起了朝臣的纷纷议论。好容易硬拖到了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福王离开京城就藩了，朝议才稍稍平息。后来的史书把这二十多年立太子的争执，叫作“国本之争”。

这才时隔一年，就发生了“梃击案”。如果事情不能及时了断，必然会牵连出宠妃，也必然会威胁福王的前途。这怎么不让万历皇帝心力交瘁呢?没有办法，他只能让太子出面来了结此事。这时，神宗已经二十多年不理朝政了。

这一天，他带着太子和三个皇孙来到慈宁宫，会见百官。神宗对官员们说：“前不久发生了张差闯人东宫伤人案，外间传说颇多。你们谁无父子，倒要离间我们父子两个吗？这个案子的处理，只将犯人张差、庞保和刘成立刻凌迟处死，不许波及无辜一人。”他又逼着太子当着群臣的面表个态。太子就说：“像这样疯癫的人，杀了就罢，不必株连。”又说：“我们父子何等亲爱，外廷却有那么多流言。你们作无君之臣，也是要让我作不孝之子啊。”神宗闻听此言，心中大舒了一口气，连忙追问跪在下面的群臣：太子说的话，你们听见了吗？你们听见了吗?

群臣都是保太子的；太子既然发了话，大家也就只好遵命行事，杀了张差等三人，不再追查下去。轰动一时的“梃击案”，就这么草草收场了。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皇帝“龙驭上宾”了。在万历朝活得窝窝囊囊的朱常洛，终于有了出头的日子，即位当了皇帝，是为光宗。当年平息“梃击案”后，连之前处处与他为难的郑贵妃，都一改往日的“傲慢与偏见”，送来珍珠奇玉和美女八人，好生巴结他。其中有一个李选侍，尤得常洛的心意。压抑得太久的朱常洛，也就毫不掩饰地大大放纵起来。不到四十的人，身体已经一天不如一天。所以即位才没几天，光宗就指示臣下，该为自己准备后事了！

这个时候，内医崔文升给光宗下了一剂泻药，光宗一夜起来“方便”三四十次，严重虚脱，第二天就没法上朝了。过了些日子，光宗吃下一粒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的红色丹药，顿感浑身暖润舒畅，想吃想喝了，原来的症状大大减轻。光宗大喜过望，连称“忠臣”，于是又吃下李可灼进献的第二粒丹药。这一次情形，却完全不对。没有几个时辰，坐上皇位没多少时日的光宗就呜呼哀哉了。

“红丸案”引起朝臣极大的对立和恐慌。大家猜疑此事又与郑贵妃有关；可是“轻荐狂医”的浙党，在万历朝也是保太子的，如今怎么会与郑贵妃搅到一起？这些疑问，加上东林党和浙党的相互攻讦，使得案情真相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一案未平，又起一案。光宗的宠姬李选侍，想靠着自己抚养皇长子朱由校的“资本”，捞取更高的地位，于是便叫太监们把持着棍棒守在宫门，不让朝臣接近。结果东林党的杨涟、左光斗挺身而出，在乾清宫外喝退太监，哭灵完毕，挟持着皇长子离开乾清宫至文华殿。不久，又带人逼迫李选侍移居仁寿殿——因为乾清宫是皇帝和皇后所居的正宫，其他妃嫔本不可居此；更何况李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哪有资格在此居住？

挺击案、红丸案、移宫案，被世人称为明末宫廷三大案。案情在当时似乎都有了定论，它们日后却成了朝中各路党争的把柄。党派斗争借着这些话题，愈演愈烈，甚至连国家存亡都顾不得了。后人有言道：明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那位在立储问题上同朝臣们消极对抗的神宗皇帝，生前大概没有想到会惹出这么多麻烦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