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前国家副主席、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前全国工商联主席、前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和中信集团创始人，“荣毅仁”的名字简直是如雷贯耳。除了诸多的头衔外，他还先后得到了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三代领导人的高度评价，被誉为“红色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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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毅仁（1916年5月1日——2005年10月26日），籍贯位于江苏省无锡，是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他一生充满家国情怀，是卓越的爱国者、企业家和政治家，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都助益良多。
1916年5月，荣毅仁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的一户富商家庭，父亲名叫荣德生，伯父名叫荣宗敬。关于这个家族的传奇，其实早在春秋时期便开始了，荣氏的祖先荣启期被周天子册封为“荣叔公”，还曾直接拜在孔子的门下读书学习。
随着朝代的更迭，荣氏家族始终都保持长盛不衰，直到明朝正统年间才迁居到江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江浙一带出现了不少的手工作坊，资本主义逐渐在我国开始萌芽，荣毅仁的曾祖父荣锡畴成为了第一代弄潮儿。
在荣锡畴的主导下，荣家开始经营长途贩运的生意，算是初步开启了家族的商业征程。不过，面对闭关锁国的政策和腐朽无能的政府，资本主义在清朝的发展速度非常缓慢。
1840年以后，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相继爆发，曾经的“天朝上国”终于被西方列强打出了原形，通过签订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来维持统治。荣毅仁的祖父荣熙泰凭借家族根基，与人合伙兴办了“上海广生钱庄”，极大地顺应了洋务运动的潮流，也得到了洋务派的支持。
不过，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满清帝国的半壁江山都陷入战乱之中，荣熙泰的妻小也不幸殒命。后来，他逐渐走出悲痛后重新组建家庭，先后生下了荣宗敬和荣德生这两个儿子。
荣熙泰过世后，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二人继承了家族企业，开始效仿欧美国家大力发展实业。期间，西方列强忙于“狗咬狗”相互争夺市场，暂时无暇打压中国民族企业，让荣氏家族有了一段难得的发展契机，从而几乎垄断了国内的面粉市场和棉纺市场。
在荣宗敬和荣德生的共同努力下，荣氏家族终于发展壮大，一跃成为了“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不过，由于清朝末期的半封建和半殖民地性质，他们开始将目光投向了海外市场，成为最早致力于对外贸易的企业，这为日后的崛起埋下了先机。
进入20世纪以后，虽然满清的腐朽统治已经接近尾声，但荣氏家族却是蒸蒸日上。通过几十年的积累，家族生意已经渗透到了金融、信托、娱乐、实业和交通等多个领域，俨然成为一股不容小觑的民族资本。
1911年10月10日，在保路运动如火如荼进行之际，革命党人蒋翊武和孙武等人发动武昌起义，从此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紧接着，中山先生迅速回国组建临时政府，标志着武装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客观的说，虽然辛亥革命没能最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但民族资产阶级还是迎来了发展机遇。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斗得死去活来，就连战场的物资供应都难以为继，宋氏家族迅速扩大出口业务终于赚得盆满钵满。据荣德生在日记中记载:
欧战已起，余认为可以放手做纱、粉，必需品也。
荣德生
短短几年的时间，荣宗敬和荣德生就又增设了许多工厂，形成了自己的商业帝国。不过，这还不是荣家最巅峰的时刻，引用著名影星周润发的一句广告词:“成功？我才刚刚上路”！
荣毅仁出生后，立即被父辈寄予了无限厚望，除了锦衣玉食的生活外，从小就接受精英式教育。加之，他的外形英俊潇洒和气质不凡，走到哪里都是焦点人物，充满了“主角的光环”。
1927年，随着蒋某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着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走向了失败。宁汉合流后，南京国民政府立即开始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尤其针对富裕的民族资产阶级更是痛下杀手。
为了集中力量发展军工业和重工业，南京国民政府出台了所谓的“统制经济”，还向民族资本家指派高昂的军费和公债。经过同乡吴稚晖的疏通，荣氏家族虽然涉险过关，但依然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从此以后，荣家对于自己的企业尤为珍惜，对于后辈的教育也更加重视。因此，虽然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富商家庭，但荣毅仁却从来都不敢挥霍和懈怠，完全不像现如今的富二代们各种花样作死。
从中学毕业后，荣毅仁考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本科，所学专业是历史。作为当时全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该校的教会背景和西方背景都十分浓厚，软硬件设施更是无出其右者。
1937年初，荣毅仁从大学毕业后担任了家族旗下一个面粉厂的经理助理，从此开始经商。经过了高等教育，又经过了多年历练，他非常有信心可以实业报国，可惜被突如其来的“卢沟桥事变”打乱了所有计划。
1937年7月，驻守华北地区的日本驻屯军通过军事演习进行挑衅，作为区区联队长的牟田口廉竟然以士兵失踪为由炮击宛平城，从而引发了全面侵华战争。在军事智囊蒋百里的建议下，国民政府希望进行纵深作战，决定改变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为“由东向西”。
1937年8月13日，以中国军队进攻驻扎于上海虹口的日军为标志，淞沪会战由此爆发。期间，荣毅仁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目睹了繁花的十里洋场变为一片废墟，目睹了家族生意损失惨重。
淞沪会战失败后，日军占领了上海，荣家位于上海和无锡等地的多处产业皆被掠夺。面对国家罹难，面对日寇铁蹄，荣毅仁仰天长叹却也无可奈何，只能勉强维系工厂运行以为民众提供赖以为生的岗位和饭碗。
为了稳住局面，伯父荣宗敬亲自前往香港去“打前站”，希望在那里继续经营自己的企业。不过，由于水土不服和连日奔波，他到港没过多久便旧病复发而过世了，临终前告诫后辈们无论如何都要实业救国。
1938年3月初，荣宗敬的灵柩通过加拿大的“皇后号”邮轮运回沦陷的上海，最终被安葬于无锡老家。从此以后，家族的重担都落在了荣德生和荣毅仁的肩上，那是他才只有22岁。
面对日本人多次合作办厂的要求，荣德生和荣毅仁总是以各种理由推托，要么是资金短缺，要么是技术不足，要么是劳力不够。其实，他们暗中一直都在支持抗战，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气节。
1945年抗战胜利后，荣毅仁原本以为家族生意可以借助国家和平的契机而重现生机。可是，贪污成性的国民政府竟然打起了歪主意，公开压榨的同时还暗中绑架荣德生索要赎金，简直是要多无耻有多无耻！
1946年6月26日，国民政府在完成战争的前期准备后，终于撕毁了墨迹未干的“双十协定”。以全面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相继又在晋南、察南、冀东、鲁西南、苏皖边和辽南等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全面内战由此爆发。
在解放战争期间，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强令荣家收购小麦并且提供军需物资，荣毅仁不得不屈从。不过，他从内心深处厌恶内战，厌恶国民党，始终希望国家能够恢复和平。
面对军事上的失利，国民政府越来越被动，国统区的经济已经陷于崩溃。同时，由于颠倒黑白的“反共宣传”，导致一部分民族资本家担心成为被解放军打击的目标。因此，掀起了一股“迁厂逃资”的风潮，就连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也做好了迁厂的准备。
眼见大房都准备迁厂，二房的荣尔仁也准备南迁，当时担任广东省主席的宋子文积极拉拢既有实力又有影响的宋氏家族。但是，荣德生和荣毅仁却异常坚定，多次表示既不去国外，也不去香港或台湾:
我的祖籍在大陆，我的祖坟在大陆，我的事业在大陆，我的根在大陆，岂会漂洋过海向外逃?
不过，荣德生和荣毅仁毕竟没有和我们组织直接打过交道，也担心真的像国民政府宣传的那样是“一帮杀人不眨眼的赤匪”。直到上海解放后，他们亲眼目睹了解放军的秋毫无犯和纪律严明，这才真正放下了悬着的心。据《荣毅仁》一书记载:
1949年5月25日，解放军进入了上海，所有士兵就在马路边席地而卧，毫不扰民。我的车开到一个路口，有位解放军战士告诉我，前边还有战斗，很不安全，要我不要过去，态度和气而诚恳。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解放军，对照国民党军队真是完全不一样！
荣毅仁不仅决定留在上海，还将已经抵达香港的家眷们也都通通接回。从此以后，他跟定了组织，也翻开了自己人生崭新的一页，走上了一条“红色资本家”的道路。
上海市刚刚解放后，我们组织立即开始着手稳定金融和恢复秩序，荣毅仁受邀参加了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作为荣氏家族的掌舵人，他立即就受到了各方的密切关注，陈毅市长还语重心长地表示:
我们不贪图你们那点财产，一千万工人阶级、五万万农民阶级，还有几百万的知识分子，只要五年、七年就可创造出几十万万、几百万万、几千万万元。我们气魄大得很，我们要取得全世界，看到你们能来参加就很欢迎！
当时，由于连年的战火，由于国府的盘剥，荣氏家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几乎都是濒临破产的亏损企业。不过，在新政府的积极扶持下，他们终于焕发出了生机，也终于重新回到了正轨。
1950年6月，毛主席在北京亲自接见了部分工商界代表，荣毅仁也有幸进入了受邀名单。当天，伟人不仅亲切与他握手交谈，还关切询问在无锡颐养天年的荣德生身体状况，气氛相当的融洽。以至于，他在晚年时还这样回忆:
我并没有因为自己是资产阶级而不敢讲话。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荣毅仁率先垂范慷慨解囊，主动捐献了七架飞机和大量衣物。同时，在上海工商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游行队伍中，他也当仁不让走在了队伍的最前列。
伴随着全国开始进行工商业的社会改造，荣家自然也成为了被改造的重点对象。可是，荣毅仁却显得深明大义，认为这是一场利国利民的变革，因此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没有丝毫的抵触之意。对此，他还动情地表示:
社会主义改造对于我失去的是属于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荣毅仁的带头示范下，上海的公私合营开展得格外顺利，也为全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开了一个好头。因此，毛主席亲自参观了荣氏的纺织工厂，还盛赞他是“完全守法户，为工商界树立了一面旗帜”。
1954年，荣毅仁成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积极为新中国经济和工业发展贡献力量。会议期间，他当面向毛主席提问:“经过社会主义改造，阶级关系已经有所调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是否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呢？”
对于荣毅仁的提问，毛主席非常重视，当场表示“你这人倒蛮会用脑子、提问题”。之后，伟人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专门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深入系统地进行了明确阐述。
对于荣毅仁的表现，毛主席非常满意，多次在大会小会中予以表扬。1957年1月，伟人特意嘱托国务院副总理兼上海市长陈毅进行“拉票”，最终促成他成功当选为副市长，主要分管经济工作。
1959年，荣毅仁奉命被调往北京，担任了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不过，他还是因为“资本家”的身份而受到了一些牵连，幸亏周总理多次庇护，嘱咐他“一定要经受住考验”，终于度过了文化的大革命。
1976年10月6日，在华国锋和叶剑英等人的果决行动下，十年内乱终于结束。到了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领导职务的决议》，邓公终于第三次复出参加工作。
正式复出工作后，作为副总理的邓公主要分管科学和教育，率先在这些领域走出了阴霾。等到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事实上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也做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历史决策。
1979年1月，邓公特意邀请了荣毅仁等工商界代表进行座谈，要求他继续在经济领域发挥自己的特长。对于这份重托，已过花甲之年的他显然非常激动，之后开始着手筹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希望能成为国家引进外资和对外贸易的桥梁。
1979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式成立，荣毅仁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为了鼓励他大胆向前，邓公多次表态支持:
搞经济要强调请专家来干，荣毅仁就是专家。
在荣毅仁的领导下，中信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也成为了“先行者”和“探路者”，创造了太多的全国第一，不到十年就成为了跨国集团。除此之外，他还以企业的便利条件网罗人才，甚至将曾为中美建交立下汗马功劳的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聘为公司顾问。对此，叶剑英元帅就这样高度评价:
利用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利用荣氏家族的优势，他出面吸引一部分人来投资，然后吸引更多的外资，这作用是别人替代不了的。很多事，共产党人替代不了，由他出面比较好。
事实证明，叶帅说得没有错，荣毅仁以“中信”作为媒介和载体，成功联系到了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0多人次访华或投资。可以说，他以实际行动回击了许多西方国家对于“改革开放”的质疑，也为国内企业赢得了机会。
当时，我国的一个大型重点项目“江苏仪征化纤工程”因为资金不足而准备下马，极大地影响到化纤产品的国产化进程。经过慎重研究，中信公司推出第一个海外债券，通过向日本发行100亿日元债券而解了燃眉之急。对此，邓公亲笔题写了“勇于创新，多作贡献”八个大字，再次肯定了荣毅仁和中信公司。
在长年与组织的交往中，荣毅仁的思想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逐渐由民族主义者成为了共产主义者。1985年7月，他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实现了多年以来的夙愿。
1986年，荣毅仁被美国杂志《幸福》评选为“世界50名知名企业家”。同时，《福布斯》杂志也将他评选为“中国富豪第一人”，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他的成功。
1993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江泽民当选为国家主席，荣毅仁当选为国家副主席。从一个民族资本家到国家领导人，这个跨越不可谓不巨大，既体现了个人的努力，也体现了组织和人民的信任。对此，日本《东京新闻》做出了这样的评述:
破天荒地起用被称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担任国家副主席，就向西方国家发出了希望改善关系的强烈信号。
同时，德国《柏林日报》也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
首次提升一位商人和富翁担任国家副主席，这不仅仅具有象征意义，还向国内外，特别是数百万的华侨表明了中国领导人认真对待改革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决心，亦具有较大的政治意义。
在出任国家副主席后，荣毅仁恋恋不舍地把自己呕心沥血打造的中信公司交给了王震将军之子王军执掌。临别时，他还发自肺腑地表示:
无论是国家制度上，还是国家惯例上，我都不再适宜在中信工作了。
从此以后，荣毅仁在国家副主席的岗位上继续鞠躬尽瘁，以自己独特的身份、地位、能力去协助江泽民主席开展工作。其实，二人都曾在上海任职，平时的交集也很多，属于惺惺相惜的老朋友。
根据媒体报道，1991年3月第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召开之际，上海代表团进行分组讨论。江泽民和荣毅仁先后步入会场，两人还用浓浓的上海方言表示回娘家了，可以关起门来说娘家话。
1998年3月，荣毅仁在任期届满后选择退休，跟妻子杨鉴清住进了位于北京东城区的一座四合院中安享晚年。书房内，悬挂着江泽民主席赠送的一副字，写的是郑板桥七绝“衙斋听竹”。
退休以后，荣毅仁很少公开露面，享受着其乐融融的天伦之乐，生活中除了孩子就只剩下了看书、养花和足球，丝毫没有富商和高官的架子。他年轻时就是足球场上的健将，后来又担任过足协顾问、名誉顾问和名誉主席等职，一心期盼中国足球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可惜，如今的国足已经令人无语！
2005年10月26日20时31分，荣毅仁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9岁。他的逝世，宣告了一个传奇的落幕，一个时代的结束，在京的领导们基本都悉数到场，亲送好同志和好朋友最后一程。
之后，儿子荣智健亲手将父亲的骨灰入土安葬于家乡无锡的马山华侨公墓举行。2014年1月8日，在妻子杨鉴清病逝于香港后，被子女们安葬于荣毅仁的一侧。
无锡梅园曾是荣氏家族的私家花园，荣毅仁根据父亲荣德生的遗愿于1955年将其无偿捐献给当地政府，至今依然是著名的游览圣地。其中，由清代爱国将领左宗棠题写的对联非常著名:
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
择高处立，寻平处坐，向宽处行。
荣毅仁一生都在践行着这个对联，在“家”和“国”之间作出了准确的诠释:爱国犹如爱家，爱国胜于爱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