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四年（653年），唐朝发生了“高阳公主案”。唐高宗的哥哥李恪、叔叔李元景、姐妹高阳公主和巴陵公主、驸马房遗爱（房玄龄之子）、驸马柴令武（柴绍之子）、驸马薛万彻（贞观三大名将之一）都因此案被杀，包括李道宗、宇文节、执失思力在内大批重臣也被流放。

“高阳公主案”是武则天“酷吏政治”之前牵涉范围最广、力度最强的政治清洗事件，长孙无忌几乎以此将潜在政敌一网打尽，这也让唐高宗下定决心处理长孙无忌。有人认为策划“高阳公主案”的长孙无忌其实是为唐高宗消除威胁。那么历史真的如此吗？本鬼接下来说说一家之言。

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子李承乾谋反被废。晋王李治（唐高宗）依靠长孙无忌一派的支持击败了魏王李泰，成为新太子。虽然史书记载唐太宗曾考虑过立吴王李恪为太子，但在萌芽阶段就被长孙无忌阻止了。直到唐太宗去世时，李恪的地位和影响力都远不如太子李治。

正因如此，李治太子之位的最大威胁只有他的两个同父同母的哥哥：前太子李承乾、前魏王李泰。贞观十八年（644年），李承乾病逝；永徽三年（652年），李泰病逝。李泰病逝后，李唐皇族之中再也没有人能够威胁唐高宗了。吴王李恪与唐高宗虽然不近，但算不上威胁。

永徽初年，长孙无忌的威胁要比李唐皇族大多了。特别是长孙无忌一党控制以“三省”为中心的朝政运转，近乎架空了唐高宗。唐高宗对此的应对之法有两个：第一是提高宗室的地位，比如让李恪任司空、李元景任司徒；第二是拉拢军功大臣、妻族外戚和亲信制衡长孙无忌。

然而随着“高阳公主案”的爆发和长孙无忌的审理，李唐皇族地位最高的司空李恪和司徒李元景被杀，大批皇亲贵戚或被处死和流放，房家彻底失势；军功大臣的代表“贞观三大名将（李勣、薛万彻、李道宗）”一死一流；“三省”长官之一的侍中宇文节（唐高宗的旧臣）被流放。

“高阳公主案”后，除了早已隐退的李勣和几个月后去世的张行成，唐朝宰相已经全部都是长孙无忌一党而“高阳公主案”清洗的很多贵戚重臣都是唐高宗制衡长孙无忌的力量，可以说“高阳公主案”让唐高宗几乎失去了对外朝的控制权，长孙无忌对皇权的威胁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综上所述，“高阳公主案”发生的时候，李恪对唐高宗的威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包括李恪在内的绝大多数被牵连者都是唐高宗当时制衡长孙无忌的依靠。策划“高阳公主案”的长孙无忌并不是为唐高宗消除威胁，而是为自己消灭潜在政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