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约翰逊认为美国必须直接出兵接手越南战争，但他在实施战争升级时，并不是毫无顾忌，随心所欲，放手大打。
一场有限的战争他没有向北越正式宣战，他没有要求国会为战争增加税收，他没有征召后备役兵力。他之所以没有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因为三个原因：第一，他担心，如果他正式向北越宣战，将国家置于战争状态，会在国内引起越南政策大辩论，使得国会不能及时通过他的各项国内改革议案；第二，他知道，美国的欧洲盟国只希望美国在越南进行一场防御性的有限战争；第三，他害怕美国在越南的过度战争升级会触怒中国，引起中国参战，重蹈朝鲜战争覆辙。
朝鲜战争初期，杜鲁门政府因为无视中国对美国发出的“不要越过三十八度线”的警告，一意孤行地要推翻北朝鲜金日成政权，导致中国军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中美血拼朝鲜战场。约翰逊对这一惨痛教训记忆犹新，念念不忘。
1964年5月27日，约翰逊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理查德・罗素围绕越南问题进行电话谈话。
两人都害怕美国进攻北越会引起像朝鲜战争那样的中美对抗。罗素说，如果我们大举进军北越，中国人会介入，我们将会陷入一场比朝鲜战争规模还大、结果还糟的战争。
约翰逊同意罗素的分析，指出如果美国进攻北越，把他们逼急了，中国人将干涉。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
约翰逊告诉罗素，内阁中有些人（比如麦克纳马拉、腊斯克、邦迪）不同意他的观点，不相信中国人会干涉。
基于上述三个原因，特别是害怕中美交战，约翰逊在主导越战升级的过程中，严格控制美军介入的规模和程度，亲自挑选和审定美国轰炸北越的目标，经常否定军方领导人的过激建议，不让战争扩大到越南的邻国，特别是中国。
有时，出于政治因素考虑，约翰逊还会临时取消原定的轰炸目标。他在越南进行的是一场为了达到有限目标的有限战争。
他的有限目标是：保卫南越政权，惩罚北越，阻止河内向越南南方输送战斗人员和军事装备。他无意摧毁越南民主共和国，更害怕和中国交战。
中国国内的备战准备从1964年上半年开始，中国领导人就对约翰逊政府扩大在越南南方的军事干涉表现出极大的关切和担忧。他们认为，美国的行动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
毛泽东越来越关注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提出加强第三线建设，改善工业布局，准备打仗。所谓三线，是按地域划分的。第一线是沿海地区，第二线是中部地区，第三线是后方地区，包括西南的云南、贵州、四川，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
5月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第三线建设问题。他指出两个“注意不够”：一个是对第三线建设注意不够，另一个是对基础工业注意不够。
“北部湾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总理和罗瑞卿总参谋长立即致电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主席、范文同总理和文进勇总参谋长，建议越方“查清情况，议好对策，以利行动”。
同时，中国政府郑重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总参谋部作战部起草了一个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8月12日，毛泽东审阅并批准这个报告，要求精心研究，逐步实施。他还询问国务院的专案小组是否已经成立并开始工作？
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三人联名给党中央、毛泽东写出报告。
报告指出：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在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建设，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的现有续建项目，除明后年即可完工投产见效的外，其余一律缩小规模，不再扩建；第一线的现有企业分一部分到三线、二线，能迁移的也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搬迁；不再新建大中型水库；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院校和科研、设计机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一切新建项目都应该按照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
李富春
报告还建议在国务院成立负责这项工作的专案小组，由李富春等十三人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毛泽东表示同意。
1965年初，鉴于美国在越南南方不断增兵，中国加强战备工作。
4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将中央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稿送交毛泽东审阅。
该指示稿说，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战争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了我国的安全。我们已经向全世界一再表明我们的严正立场：我们绝不能置之不理，我们随时准备与越南人民一道共同战斗。我们还要准备对付美帝把战火引到我们的国土上来。
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当加强备战工作。在全党县委以上的干部中，应当加强战备思想，密切注意越南战局的发展。要注意到敌人可能冒险。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应该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情况，准备对付美帝轰炸我国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以至在我们的国土上作战。我们必须把情况设想的严重一些，把备战工作做得充分一些，特别是在重要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要切实做好对付敌人空袭的准备。我们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这样，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只要我们做好一切准备，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指示稿还对目前的具体备战措施和各级领导需要注意的事项提出了要求。
4月13日，毛泽东在指示稿上批示：“已阅，同意。”第二天，中共中央将指示发至县团级党委。
中国领导人的态度中国一方面在国内加紧战备，另一方面增加了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援助。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还通过多种渠道和场合，向美国发出警告，表达中国对美国干涉越南的严重关切。
1965年4月2日，周恩来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约翰逊总统转达四点警告：（1）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2）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那就是如果亚洲、非洲或世界上任何国家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政府和人民是一定要给予支持和援助的。如果由于这种正义行动引起美国侵犯中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奋起反抗，战斗到底；（3）中国是作了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它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原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将进得来，出不去；（4）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
后来，约翰逊政府由于不满意阿尤布・汗对中国的友好态度，推迟了他访问美国的计划。结果，周恩来委托阿尤布・汗向美国传递的四点警告未能转达。
周恩来
因此，1965年6月8日，周恩来又委托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向美国转达这四点警告。与此同时，外交部长陈毅于5月31日在北京约见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请他向美国转达周恩来的四点警告。
美方很重视中国发出的讯息。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在接到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转达的中方警告后，很快于6月5日向国务卿腊斯克作了汇报。邦迪说，中国外交部长已经向美国亮出底牌。如果美国对北越的攻击只是限于空中轰炸，而不直接打击中国，北京不会参战；如果北京一旦参战，它就会全力以赴打到底。邦迪还告诉腊斯克，他已经请英国方面转告中国：美国收到中国的信息了。
不得不考虑的因素6月26日，麦克纳马拉在一份给约翰逊的备忘录中，分析了中国和苏联可能会对美国在越南增加军事介入的反应，担心中苏在北越为扩大影响而展开的竞争会刺激北京增加对河内的援助。
麦克纳马拉指出，只要美国或南越军队不对北越发动地面进攻，只要美国或南越的飞机不轰炸和袭击中国领土，中国很可能不会派正规地面部队或飞机参战。但是，苏联扩大对北越的支持可能会促使中国以志愿军的形式向北越派出地面部队，以和苏联争影响。
7月22日，约翰逊总统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将军们讨论是否再向南越增兵10万人时，明确表达了他对中国反应的担心。他问：如果美国再向南越派10万士兵，中国和苏联会不会介入？陆军参谋长哈罗德・约翰逊将军回答：不会。约翰逊总统反驳：当年朝鲜战争时麦克阿瑟将军也认为中国不会介入朝鲜。约翰逊将军不以为然地说，现在的情形和朝鲜战争时的情形不同。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
约翰逊总统重申，美国不得不考虑中国向越南派兵参战的可能。
很明显，约翰逊总统很在意中国的态度，他用朝鲜战争中麦克阿瑟将军忽视中国警告的教训，来批评陆军参谋长轻视中国的倾向。
约翰逊总统在实施“滚雷行动”时，小心挑选轰炸目标，一开始，只限于北越的南部，远离中国边境，以后逐级将轰炸目标向北部扩大。
1965年4月6日，约翰逊签署命令，禁止美军攻击河内附近的米格19飞机机场，以免打死在那里工作的中国顾问和技师。
4月8日，几架执行轰炸北越桥梁任务的美国军机进入海南岛榆林上空，与中国海军航空兵飞机遭遇，美国飞机向中国飞机发射空对空导弹。
事件中，一架美国飞机失踪。中美战机的冲突让约翰逊总统非常紧张，他一天一夜没合眼，十分关切事态的发展。他在4月8日半夜十二点零五分和次日凌晨三点五十五分，两次打电话给国防部指挥中心，询问失踪飞机的下落和飞行员的情况。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
约翰逊非常害怕由于对越战升级操作不当而引起中美冲突。
总统的忧虑整个1965年上半年，越南这个“烫手的热山芋”让约翰逊经常寝食不安。
8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一个越南作战方案，其中包括加强和扩大对北越的空中和海上打击、进军老挝和柬埔寨以阻止北越通过“胡志明小道”向南方游击队运送武器装备、用布雷的方式封锁北越主要港口海防港、在泰国增兵以阻吓中国等措施。
约翰逊拒绝采纳这些建议，因为他担心这些行动会激怒中国，引起中美对抗。他还拒绝军方提出的动员后备役和国民警卫队、在国会通过对越宣战、置国家于战争状态、征战争税等要求，他担心这些行动会刺激中国。
约翰逊总统在制定越战政策时，小心谨慎、瞻前顾后，密切关注中国的举动和言论，重视中国领导人就越南局势发出的警告。
中美领导人在处理越南战争升级的危机时，表现出很多相似性。一方面，双方都坚决支持自己的盟友；另一方面，双方都无意再打一次像朝鲜战争那样的仗。因此，双方都非常仔细地观察对方的信息和举动，都将对方的可能反应作为自己决策时必须认真考虑的重要因素。
结果，尽管越南战争从1965年初开始就不断升级，中美双方也分别向各自的越南盟友提供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援助，但像朝鲜战争那样的中美直接军事交锋并没有在印支重演。
中美两国之间在越战初期通过特殊信息传递而避免直接军事冲突的案例生动地表明：即使在两个有着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并互相敌视的国家之间，仍然有可能通过有效沟通和对话，使得敌对双方在抵制对方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在“不同对方交战”这一问题底线上达成与对方妥协的共识。而这种妥协的实现，又必定会使双方在彼此看法中产生一种对于对方“信守承诺”意愿和能力的信心，从而为未来双边关系从敌对转向和解打下基础。
担心扩大越南战争会导致中美直接冲突的顾虑束缚了约翰逊总统在越南战争中的手脚。
中国的警告就好像在约翰逊周围画了一个圈，将他行动限制在圈内，使他感到非常尴尬。一方面，他感到他不能坐视北越消灭南越政权，因为出现那种情况的话，美国在盟国心目中的信誉度将受到极大损害，美国的盟国将因此不再相信美国会信守对他们承担的义务。另一方面，约翰逊又害怕，如果他让军方放手打击北越的话，美国可能无限制地扩大战争，引发中美大战。
军方的复盘事后，美国军方领导人对约翰逊总统在越战中的表现非常不满。他们抱怨，美国在越南打的是一场窝囊仗，因为美国是一只手被绑在身后，只用另一只手和敌人交手，一只手打敌人的两只手，难怪打不赢。他们责怪约翰逊没有动员后备役兵力，使美军人手不够，在应对美国面临的各种全球挑战时，捉襟见肘。
他们批评白宫在决定越南政策时，缩手缩脚，怕这怕那，过多地让杞人忧天的政治考虑干扰军事行动，过多地担心中国的可能反应，过分地限制军方在越南的行动，使军方在越南不能全力以赴作战，不能充分发挥美国的军事优势，不能争取主动权，来打败对手，赢得胜利。
他们认为，中国对美国发出的警告纯属咋呼，中国国内问题成堆，和苏联又吵得一团糟，根本无暇顾及越南；美国根本不必担心中国介入越南。
虽然约翰逊因为越南战争的失败而在国内大失民意，最后不得不忍痛放弃参加1968年的总统选举，但他在指导美国干涉越南时，小心谨慎不触怒中国的作法，却避免了美中之间有可能因为越南冲突而发生的一场直接军事对抗。
如果约翰逊在指挥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时，无视历史教训，毫不顾及中国的反应，完全采纳军方的激烈建议，那么，美国很可能在越南重蹈朝鲜战争的覆辙。
尽管约翰逊在指导越南战争升级时，做了很多错误的判断和决定，但他在处理中国的可能反应时，却表现出意外的冷静和谨慎。
历史往往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发展。约翰逊在越南的战争升级对他的中国政策产生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效果。
约翰逊干涉越南的最终目的是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展，中国是一个主要遏制对象。但约翰逊又希望避免朝鲜战争悲剧重演，害怕再和中国兵戎相见，结果，他在增加对越南的军事介入的同时，又向中国释发善意，作出妥协举动。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
比如，从1965年8月开始，在约翰逊的直接推动下，美国政府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作出了一些试探性的初步举动：放宽对华旅行限制、在中美大使级谈判中正式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缓和对华言论的语气等。令人遗憾的是，约翰逊政府的这些向中国释放善意的举动和试探，并没有引起中国政府的积极回应。
当年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国代表王国权后来回忆：在他把美方在大使级会谈中首次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的情况报告给国内后，“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和及时研究，我们错过了一个及时推动中美关系的有利时机，不能不说是外交史上的一件憾事”。
由于约翰逊在实施越南战争升级的措施时，非常担心与中国直接交战，所以，他在密切关注北京的警告和信息传递的同时，又对美国对华的强硬政策作些调整，以达到向中国交出底牌的目的，即美国在越南的目标是有限的，行为是有克制的；美国只是要惩罚北越，美国无意与中国开战；美国不希望美中两国领导人因为误解对方意图和错判形势而陷入一场直接军事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