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字巨君，生于初元四年（前45年），卒于地皇四年（23年），享年68岁。他是世界改革家中遭受中国人责难最多、冤枉最的历史人物，这些责难、这些冤枉，既是浅薄的，又是狭隘的，它昭示了中国人某种历史的、根深的、幸灾乐祸的心态。
如果王莽的改革成功了，新朝延续一两个世纪，那么，王莽一定是政坛奇迹的创造者，一定是有口皆碑的英雄人物，一定不会背上篡窃帝位的罪名。然而，假设不是历史，它只是对历史的反思，只是对未来的期盼。
在世人的眼中，王莽有两大罪状：一是用虚伪狡诈的手段捞取政治资本，欺骗天下吏民，僭越臣节，篡窃帝位；二是托古改制，把政治经济秩序搞得更加混乱，使当初对他寄予厚望的民众陷入史深的苦海。因此，两千年来，王莽是众口一辞的千古罪人，应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是也？非也？王莽何罪之有呢？
首先，王莽攫取最高权力既是对正统的、世袭的观念的叛逆，更是对汉末腐败政治的一 种挑战，他称帝的顺利成功，为他的大胆改革铺平了道路。西汉末年，从中央到地方，从皇帝到一般官吏，呈现出禽兽食禄、朽木为官、群小日进的末世景象。此时，任何有条件、有能力的人都可以代汉自立，济苍生于水火。 然而，由于正统观念的深刻影响，任何有条件、有能力的人，若非刘氏皇族，自立为帝就是篡逆，就是名教的罪人，人人可得而诛之。王莽深知此理，所以他称帝的历程是漫长的、艰难的、必要的、无可非议的政治权谋。
既然好游、 好酒、好色，“斗鸡走马”，甚至闯入百姓家中强奸妇女的刘鹜可以轻易为帝， 既然对恋童董贤宠幸无比，甚至想把帝位拱手相让的刘欣可以轻易为帝，那么，勤身博学、克己不倦的王莽为什么不能一步步地登上皇帝宝座呢？王莽称帝的成功，既是汉朝气数已尽的反映，是王莽政治能力的证明，也是王莽改革的必要条件。很显然，没有权力，或权力很小，就不可能进行全国性的政治、经济改革，因此，王莽称帝何罪之有呢？
王莽
其次，面对艰难的时世，王莽托古改制，希望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改善人民的处境，增加政府的收入，实现天下大治。王莽称帝前后的七八年间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其重点是经济制度的改革。王莽称帝不仅笼络亲党、剪除异己，充分利用姑母元帝皇后王政君的裙带关系，而且在当时天人感应、易姓受命的观念广泛流行的情况下，凡事往往引经据典，假托圣贤，即所谓的“诵《六艺》以文奸言” 。
王莽不安于做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的恭顺臣民，就像曹操不安于做汉献帝的恭顺臣民一样，这既是对皇帝权威的蔑视，更是对才德俱缺的皇帝的否定。皇帝无才无德无益于动荡局势下的苍生疾苦，谁不可取而代之呢？为什么要恭顺地忠贞地守护着一个高高在上的行尸与小丑呢？诸葛亮聪明睿智，在心底视刘禅为小丑、饭桶、脓包，但却对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固然是诸葛亮的忠贞，但也可以说诸葛亮明珠投暗，成了正统观念的帮凶和牺牲品。在这个意义上，曹操是伟大的，王莽不也如此？
既然王莽称帝假托圣贤，赢得了臣民的广泛支持，那么，面对政治腐败、经济衰微、民生多艰的残破现实，如何加以改革，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呢？减租、免税、救灾、恤贫等小恩小惠已无济于事，王莽认为必须对经济制度加以改革，或许可以使天下安宁。为了顺利推进改革大业，减少阻力，王莽用心良苦地托古改制。托古，使王莽找到了行动的依据。在政治方面，王莽对官职、宗庙、社稷、封国、车服、刑罚等的改革，完全依照《周礼》上的名称，仿佛在复古，其阻力极小，意义不大，也不无荒唐之处。
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王莽的苦心是经济改革，以此打击商人地主的土地兼并、物价垄断和高利盘剥，缓和农民的流亡和反叛，挽救建立在火山口上的新朝政权—西汉政权。为此，就必须触及商人地主的利益，从而必然遭到商人地主的反对，所以王莽只能把《周礼》作为改革的旗帜，希望把改革的阻力减少到最低限度。因为《周礼》是圣人制定的制度，改革是依据 《周礼》而做出的政策变动，谁反对改革就是反对《周礼》；反对《周礼》就是反对圣人，就是名教的罪人，就应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所以，王莽的托古只是改革的一 种手段，并非真的要违背历史潮流，回到往昔的时代。
王莽的经济改革，主要有以下三项。第一，强制推行土地国有政策，没收商人地主的土地，禁止奴婢的买卖，实施王田私属制。王莽认为，土地兼并是社会动乱最根本的症结。 自耕农一旦失去土地，要么流亡异乡，要么沦为奴婢或佃农，其处境是悲惨的，铤而走险、作奸犯科就是必然的。为了稳定社会秩序，王莽认为必须把兼并者的土地收归国有，称为“王田”，再由国家分配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同时，奴婢改称“私属”，禁止买卖，杜绝奴婢的再生。如此，则农附其土，人安其命，天下就太平了。因此，始建国元年（9年），王莽发布王田诏书说：“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兰，制于臣民，撷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书》曰‘予则奴戮女’，唯不用命者，然后被此辜矣。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寂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时则有嘉禾之祥，遭反虏逆贼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 ，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土地兼并是封建国家最根本的、不可解决的问题，早在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就提出“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的建议，但未被采纳。西汉后期，土地兼并更加疯狂，人民起义此起彼伏，在师丹的倡议下，孔光、何武等人拟定了一个占田最多30顷、占奴最多200人的限田限奴方案，但遭到占有大量土地和奴婢的权贵与豪族尤其是丁、傅两家外戚的强烈反对，所以方案刚刚公布，汉哀帝便下诏“且须后”，旋即赏给宠臣董贤2000顷土地，该方案变成一纸空文，尖锐的社会矛盾依然如故，并且恶性发展，可怕地推到王莽的面前。
为了缓和土地兼并的历史趋势，缓和农民的奴隶化进程，王莽实施均田的王田制，企图从商人地主的手中收回土地，这无异于虎口拔牙、火中取栗。王田制在实施过程中受到顽强的抵制，结果是官僚地主互相勾结，大谋私利，使无地农民根本得不到应有的土地，于是民怨沸腾、天下汹汹。中郎区博见此，上疏王莽，公开反对王田制：“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歼陌，遂王诸夏，迄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
王莽的王田制决非“违民心”，违背的是整个地主阶级的意志，而推行的又是代表整个地主阶级利益的官府；王田制也并非违背历史规律，它是解决土地兼并最具幻想性、也最具革命性的改革方案，实施它的前提是农民暴力夺回土地，但王莽做不到，他只要求官府发文收回土地，再分给无地的农民；如此推行的结果，不仅伤害了农民阶级，而且伤害了地主阶级，王莽成了两大阶级之间的一个箭靶，焉能不万箭穿心！无奈之余，始建国四年（12年），王莽被迫下诏：“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这样，王莽改革的核心部分，就以对大土地所有者的妥协而宣告破产。
第二，面对残破的社会经济，为了限制商贾的投机兼并活动和高利贷盘剥，控制物价波动，保证人民生活生产的需要，增加官府的财政收入，始建国二年（10年），王莽在鲁匡等人的建议下，实行新的工商统治政策，即五均六莞。 所谓“五均”，是指在长安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六大都市设立五均官，由原来的令、长兼任，称为“五均司市师”。五均司市师的工作：一是定时评定物价，名叫“市平”；二是控制市场供应，市场货物滞销时，以原价收购，货物涨价时，则以平价出售；三是办理赊贷，根据具体情况，发放无息贷款或低息贷款；四是征收山泽税和其它杂税。所谓“六莞”，是指官府掌管六项经济事业，即由国家专卖盐、铁、酒，专营铸钱，征收山泽生产税，经办五均赊贷。
王莽说，搞五均赊贷，是为了“齐众庶，抑并兼”。他下令六莞的诏书说：“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藏；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印以给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
王莽
很显然，六莞的目的是打击商人地主囤积居奇，垄断物价，进行高利贷盘剥。为了保证这一措施的顺利施行，王莽“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然而，王莽竟然在腐败的社会中，在无任何有效手段进行监督的情况下，却效法汉武帝以富商大贾为兴利之臣的做法，任命张长叔、 薛子仲等人去推行五均六莞政策。这等于授予了他们鱼肉百姓的合法权利。他们和地方官相勾结，“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利用经济特权敲诈勒索百姓，造成了“百姓愈困”、“众庶各不安生”的严重后果。与王田制一样，这又把人民的仇恨引向王莽。
第三，为了吸收商人地主的金钱，王莽在居摄二年（7年）到天凤元年（14年），先后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其中，最混乱的一 次曾规定货币种类达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之多，这在客观上增加了社会经济的紊乱，致使民间私用通行已久的五铢钱交易，因而王莽严格规定：“敢非井田挟五铢钱者为惑众，投诸四裔以御魑魅。”“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称数。”由于触刑者实在太多，王莽只好减轻处罚，但触刑者仍然有增无减，地方上按照新的刑法把十多万犯人用槛车铁锁押解到长安做苦工，“ 愁苦死者什六七” 。这如何不让王莽成为人民的公敌呢？
在王莽改革的新政下，“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摇役烦剧，而枯早蝗虫相因。又因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禄，而私赋敛，货赂上流，狱讼不决。吏用苛暴立威，旁缘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起为盗贼，依阻山泽，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广。于是青、徐、荆楚之地往往万数。战斗死亡，缘边四夷所系虏，陷罪，饥疫，人相食，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王莽改革骚动天下，民不聊生，彻底失败，王莽心灰沮丧，贪婪地紧握权柄，人民对他彻底失望，终于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地皇三年（22年），王莽“乃议遣风俗大夫司国宪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泽、六莞之禁，即位以来诏令不便于民者皆收还之。第二年，王莽败亡，身首异处，舌头被仇恨者切割而食，其改革大业随之销声匿迹，人民仿佛胜利了。
王莽勇于改革，坚定地、冷酷地、残暴地执行他对症下药的经济政策，但他彻底失败了，他焉能不成为人民的公敌、历史的罪人? 然而，王莽又何罪之有呢? 王莽改革失败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就主观原因而言，班固指出：“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决，不暇省狱讼冤结民之急务。县宰缺者，数年守兼，一切贪残日甚。中郎将、绣衣执法在郡国者，并乘权势，传相举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劝农桑，班时令，案诸章，冠盖相望，交错道路，召会吏民，逮捕证左，郡县赋敛，递相赇赂，白黑纷然，守阙告诉者多。莽自见前颛权以得汉政，故务自揽众事，有司受成苟免。诸宝物名、帑藏、钱谷官，皆宦者领之；吏民上封事书，宦官左右开发，尚书不得知。其畏备臣下如此。又好变改制度，政令烦多，当奉行者，辄质问乃以从前，前后相乘，愦眊不渫。莽常御灯火至明，犹不能胜。尚书因是为奸寝事，上书待报者连年不得去，拘系郡县者逢赦而后出，卫卒不交代三岁矣。”
王莽
班固指出王莽改革失败的主观原因是：王莽“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只用心于确定制度，不着力于兑现，所以改革多停留在纸面上：王莽改革往往“讲合《六经》之说”，尽管他也针对时弊，但不无儒家教条的本本主义；王莽所用的官吏为原班人马或阿谀奉承之徒，多非干才，但善于为非作歹，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王莽因为阴谋而篡权，所以防备臣下效法而操纵一切，独木自然难撑将倾之大厦；王莽专权，受信用者可以上下其手，被疑忌者则“为奸寝事”，故政事不理；王莽喜欢改变制度，“政令烦多”，朝令夕改，故变得快，吹得也快。倘若王莽清洗官僚队伍，优化人才结构，放心让臣下办事，抛开儒家教条，简化政令，一心针对时弊，全力兑现，改革是否会成功，天下是否会大治呢？
结果依然失败，因为仅就他推行王田制而言，他就必须站到整个地主阶级的对立面，而他是根本做不到的，当时的任何人都做不到。而在王莽所处的时代，不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任何改革都是表面的，广大农民是誓死不答应的。因此，王莽改革失败的客观原因也是根本原因是：长期积累的政治腐败，整个地主阶级的反抗，致使本来就面临“七亡七死”威胁的广大人民已处于揭竿斩木的起义前夕。王莽在暴风骤雨即将来临的革命背景下进行改革，既是不合时宜的，也是不可能的，改革已经过时，这犹如一个标准晚期、绝对晚期的癌症患者，任何高明的医师都已回天无力，更何况王莽是 一 个技艺欠精的医师，竟斗胆向病入膏肓的社会机体开刀，结果如何不是革命风暴的来临，绿林、赤眉大起义的爆发？王莽改革延缓了革命的爆发，客观而言，这是王莽最伟大的历史功绩。
总不希望王莽称帝后像汉成帝、汉哀帝那样听任权柄旁落，尽情荒淫，甚至极度地荒淫，加速革命的爆发吧？的确，果真如此的话，无疑是加速革命来临的最佳做法，但在历史上，哪个百姓、哪个人民不希望天下太平呢？革命终于不可避免、避免不了地爆发了，在血与火的战斗中，地主阶级死伤惨重，农民阶级死伤更惨更重，相互厮杀的结果是新的地主阶级诞生了，新的农民阶级诞生了，原来的尖锐矛盾骤然缓和下来，但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汉光武帝实施“州郡检核垦田顷田及户口年纪”的度田政策，企图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不也不了了之，以失败告终吗？刘秀是在革命风暴后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更何况王莽是在革命风暴之前呢？更何况王莽又是篡权自立、并非刘氏宗室呢？有什么理由太多地指责王莽呢？就因为他改革失败吗？
王莽
在不可改革的时候进行改革，王莽焉能不走向失败？焉能不留下勉为其难、不可为而强为之、最后成为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死敌的孤独而悲凉的背影？
改革是理性的，革命是感性的，前者是斜风细雨，后者是暴风骤雨，革命是改革难以为继、根本不可能后的必然选择。在中国历史上，任何王朝末年的改革都是极难的，也从未有过成功的先例，因此，王莽改革的失败，既是历史的，又是地主的，更是人民的，但王莽宿命地肩负起这一历史的罪愈。
吕思勉说：“新莽之所行，盖先秦以来志士仁人之公意，其成其败，其责皆当由抱此等见解者共负之，非莽一人所能尸其功罪也。”翦伯赞说：“假如我们离开‘袒刘’的立场，则王莽仍不失为中国史上最有胆识的一位政治家，这就从他大胆的执行改良政策表现出来。”美国的伯恩斯教授和拉尔夫教授则说：“公元后第一个世纪一开头，一个叫做王莽的篡位者，夺取了皇位并企图推行激进的改革。如果他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计划，中国社会的性质就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王莽宣布所有土地收归国有，以便平均分配给农田耕种者。他固定了物价，远在现代西方国家之前就已经推行了这样一项扶助农业的政策，即：国家直接参加农产品交易，买进余粮，储存到荒年再出售。他还发放低利息的政府贷款，帮助苦苦挣扎的农民们。更加令人惊叹的是，他决定废除奴隶制，不过，他发现这个办法行不通，就代之以对拥有奴隶的人征收一种特别税。他的人道主义的计划，代表着被视为草芥的劳苦百姓的利益，从而招来了商人和家资富有的人势不两立的反抗。反对他的起义爆发了，他本人被刺身死，他的计划被废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