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黄河在魏郡（今冀、鲁、豫三省交界地带）决口，泛滥于河道南岸数郡地界，侵及济水和汴渠。对待黄河南摆，黄河南北两岸的地方官员持不同态度。南方的官员主张迅速堵塞决口，使黄河北归，而北方的官员则赞成维持南流现状。王莽本人祖籍元城，在今河北大名附近，河水南徙，可以使他的祖坟家园不再受黄河的侵害，所以他站在北方官员一边，听任河道转徙，不予堵塞，从而使黄河河道发生了较大迁改。但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没有固定的河道，处于一种很不稳定的散漫状态。

东汉建国以后，在光武帝建武十年（34年），始有人提议治河，又因为南北两方的官员相互掣肘，未能进行。此后河势进一步恶化，河水冲击汴渠，渠口水门沦入黄河，不仅灾区民众受害日深，南北水上交通航道也受到了严重影响。于是，在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朝廷决定治理黄河。王景因擅长水利工程技术，具有治水经验，从而受命主持治河工程。

西汉末年，由于黄河泥沙长期堆积，“河水高于平地”，黄河经常决溢。汉代曾两次大规模修治黄河。在王景治河之前，已经有过一次。那是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黄河从瓠子河（河南濮阳）决口，大水泛滥于16个郡，造成严重灾害，历时二十余年，直至元封二年（前109年）武帝派汲仁、郭昌征调数万民工修治黄河。为表示诚意，武帝亲临治河地点，举行祭祀仪式，沉白马、玉璧以祀水神。在祈禳仪式结束后，才命民工运柴禾堵决口。经过这次整治，以后80年间黄河没有发生大水灾。

汉代第二次修治黄河即王景治河。此前，即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黄河发生第二次大决。“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先是，莽恐河决为元城家墓害，及决东去，元城不忧水，故遂不堤塞。”洪水在今鲁西、豫东一带泛滥了近60年。“初，平帝时，河、汴决坏，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阳武令张汜上言：‘河决积久，日月侵毁，济渠所漂数十许县。修理之费，其功不难。宜改修堤防，以安百姓。’书奏，光武即为发卒。方营河功，而逡仪令乐俊复上言：‘昔元光之间，人庶炽盛，缘堤垦殖，而瓠子河决，尚二十余年，不即拥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饶广，虽未修理，其患犹可。且新被兵革，方兴役力，劳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须平静，更议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后汴渠东侵，日月弥广，而水门故处，皆在河中，兖、豫百姓怨叹，以为县官恒兴佗役，不先民急。”

汉明帝时，浚仪渠（今河南开封一带）年久失修，常常发生水灾，当时有人举荐王景能治理水患，汉明帝便发布诏令，命王景与王吴共同修凿浚仪渠。王景提出用“堰流法”整修浚仪渠。“堰流法”就是根据地形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法，把堵塞了的地方打通，使积水能够畅快地流过。这种因地制宜的治水方法，是王景根据前人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时有荐景能理水者，显宗诏与将作谒者王吴共修作浚仪渠。吴用景墕流法，水乃不复为害。”

刘庄

浚仪渠修好之后，汉明帝很高兴。永平十二年（69年），汉明帝亲自召见王景，把治黄河、修汴渠的艰巨任务交给了他。为表示信任和期望，明帝把古代流传下来的《山海经》、《河渠书》、《禹贡田》等珍贵的史籍赏赐给王景，让他借鉴古人的经验，完成治河修渠的重任。“永平十二年，议修汴渠，乃引见景，问以理水形便。景陈其利害，应对敏给，帝善之。又以尝修浚仪，功业有成，乃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及钱帛衣物。”

据《后汉书・王景传》记载，这年“夏，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景乃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景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

从以上记载看，“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是治河；“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是修渠，即修整引黄入泗的汴渠；“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则是在汴渠受河处设立水门，以控制水量。可见王景治河是河、汴兼顾，而以治河为主。其治河的主要措施是修筑大堤，把黄河重新置于两岸大堤的约束之中，并顺着自然地势而采取一条下游远比西汉大河为迳直的、距海最近的行洪路线。由于河流比降大，水流挟沙能力强，再加上他建立汴口水门和整修汴渠的成功，使汴渠成为黄河下游理想的分洪道，对黄河也起了分流分沙、减少主河床淤积抬升速度的作用。此后，黄河800年间未曾改道，水灾也减少了。

这次治河工程包括治理汴渠和黄河下游河道两部分，总共动用了数十万人，耗去经费数以百亿计，工期一年，最后成功地治理了这两条水道。

王景的治河工程主要是修筑沿河大堤，固定新的河道。从今河南郑州附近的荥阳起，到今黄河口附近的千乘海口，修筑长堤千余里，牢牢地控制住了新冲开的河道。在筑堤之外，他还根据地形和河道的状况，对一些河道进行了改造、疏通，或裁弯取直，或凿高就底，使水流更为通畅。

王景

王景治河以后，直到唐朝末年，在长达八百多年的时间内，黄河仅有40个年份有决溢的记载，相对于决溢频繁的其他时期来说，可以说基本上处于安流状态（唐末到近代的一千多年内，大小决溢1500多次）因此引起了后世的广泛关注。关于这一阶段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过去多归功于王景治理有方，现代有些学者又认为，这一时期黄河中游植被较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为良好的植被可以大大减少下游河道的来沙量，从而减缓淤积。又有人综合各项因素认为新形成的河道入海距离较短，比降较大，从而提高了河水的流速和挟沙能力，减轻了河道淤积，这一点对于黄河长期安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外，植被气候、堤防乃至海平面的变化等等各项因素，也都起到了一定作用。不管大家怎样看待这一现象，但经王景治理后下游河道能在较长时期内很少发生决溢确是事实，王景主持修筑的堤防工程即使没有起决定性作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后世对于王景的治河功绩一直十分重视，在借鉴王景的治河经验时也更为注重堤防工程。

我国的堤防工程起源甚早，至迟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记载，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句谚语，就出自前八百多年的周厉王时期。传说中的鲧治洪水，就是以堤埂为主要措施。不过当时的堤防是为了“限洪”，即不是为了防止河水泛滥，而是为了保护居址不受水淹。

黄河堤防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那时各诸侯国之间相互争战，时常决开黄河堤岸，以水代兵。既然能够借用河水来攻城淹军，就足以说明这时已经在黄河两岸修筑了较为高大的连贯堤防了。对此，贾让在他著名的“治河三策”中曾有所叙述。他说：“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境，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十五里。”

黄河

按照贾让的叙述，当时齐、赵、魏三国都濒临黄河下游，齐国地势较低，首先蒙受黄河洪水之害，于是离河25华里筑堤以防洪。齐国有了堤防的保护以后，洪水的威胁被转嫁到赵国，于是赵国也在离河25华里的地方修筑堤防，保护自己。同样，位于上游的魏国也效仿之，在自已的地界上筑起河堤。显然，这种堤防最初难免带有“以邻为壑”的意图，但各自都修筑起大堤之后，在各国堤防相邻的部分，又互相有着共同的利害，堤防也就逐渐互相连接起来。大约在战国中期，终于出现了绵亘连贯的长堤，夹护在下游河道的两侧。虽然最初形成的堤防在主流两侧相距有50华里之遥，河道还有很宽的游荡余地，但它毕竟使黄河下游有了一条稳定的河道。这是黄河防洪工程的一个重大进步。

战国时不仅筑堤规模突飞猛进，大大超越从前，同时在堤防的修护上也已具有相当水平。韩非曾经讲到过一个名叫白圭的筑堤专家，评价白圭在堤防修护中十分注重消除隐患。他说：“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曰：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涂其隙，是以白圭无水难，丈人无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者也。”由此可见，当时对于堤防的修护已相当严密，连蚁穴之类的隙漏都不轻易放过。

战国时期虽然已经形成连贯的防洪大堤，但是由于堤防分属各国，各自的利害不尽相同，所以堤防的修筑也不尽合理，甚至修建不合理的堤防，造成人为的险工，给邻国制造麻烦。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在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是根本无法解决的。

秦始皇

秦始皇统一六国，为统筹安排黄河堤防的修筑创造了有利条件。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在统一文字、度量衡和交通制度的同时，也注意到了黄河堤防所存在的混乱。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秦始皇东游竭石刻石纪功，其中特别提到“决通川防，夷去险阻”的功绩。这两句话的意思大致就是改建不合理的堤防从而使某些不安全地段化险为夷。

如果说秦始皇第一次全面修整了黄河大堤，那么王景就是第一个主持统一修筑整个下游千里大堤的人。当然到王景治河时黄河已经决口泛滥60多年，在这期间，人们不能不逐渐修起一些民埝来保护自己的家园，王景能够在一年时间内修成千里长堤，显然在相当程度上利用了这些已有的民埝。从西汉时起，就在濒河各郡国设有专门巡视河堤的官员，负责河堤的修护。王景筑堤后为了保证河堤的坚固持久，也效法西汉旧制，设置官吏。“明年夏，渠成。帝亲自巡行，诏滨河郡国置河堤员吏，如西京旧制。景由是知名。”这种专员负责制度，对于保证河堤及时修护，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