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汉末年开始，持续近百年的分裂割据状态结束，西晋王朝再度肩负起统一天下重任。

然而遗憾的是，这个统一大业仅仅得以维系短短半世纪便顷刻破碎，致使中国再次陷入了军阀割据、混乱无度的残酷境地。

就在这时，素来被视为汉族政权的统治核心区域——位于北方的黄河流域，在西晋末期受到了外族势力的侵袭，使得该地区摆脱了汉族政权的封建控制，进而被迫陷入五胡十六国的动荡难安的政治状态之中。

尽管西晋王朝的灭亡，宣告了司马氏家族，在北方地区的封建统治地位的终结，但值得庆幸的是在“八王之乱”的浩劫过后，司马氏家族中的显赫人物东海王司马越洞察先机，提前在充满潜力的江南地区巩固统治基础。

正因为如此，司马氏家族的政权得以延续。公元317年的3月份，晋愍帝不幸沦为俘虏，象征着西晋政权的消失殆尽。转眼间，早已在南方立足的司马睿自封为王，并于次年正式登基称帝，揭开了东晋时代的序幕。

东晋政权的创建虽然确保了司马氏家族对南方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封建统治得以续存，但此时的东晋司马氏作为皇室权威的象征，却面临着极为困窘的政治局面。

司马家族族谱

源于西晋永嘉年间的南渡移民浪潮，促使众多具有强大实力，和深厚背景的北方世家大族，及高官贵人涌入东晋政权的保护伞之下。

借助于其自身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优越条件，这些人士不断试图在东晋政府中渗透进来，逐渐成为东晋的主导力量。

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北方世家大族对东晋政权的干预，也激起了江南本地士族的强烈反感。他们渴望通过争取更多的政治、经济特权来证明，作为江南士族代表同样具有发言权。

于是，在东晋王朝时期，形成了以特殊形式表现出来的门阀世族，相互交替掌握权力的政治格局，这就是所谓的门阀政治。

这种独特的政治形态，虽然支撑起稳定的社会结构，但它的产生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并且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

在东晋王朝正式构建之前，身为东吴都尉兼督泽、徐二州并豫州扬州地方诸军的司马睿，便已开始在江南区域积累自身影响力，为司马氏家族将来的政治前途做长远规划。

司马睿

当东海王司马越派遣司马睿担任江南地方官职之际，他选择了北方名门望族——王家的杰出代表王导，共同为政权之崛起鞠躬尽瘁。

王导以其深刻洞见与远见卓识，为司马睿在江南大地扩大势力范围，及奠定坚实统治基础提供无数睿智计策，从而成为了后来东晋政权，得以成功建立的首功之人。

当王氏家族在江南区域的根基日益巩固之后，王导对司马睿的重要性，也随之越发显现出来。自东晋王朝正式成立之后，司马睿为了感激王导的巨大贡献，特地册封其为东晋的总理大臣，全权负责处理国家各项政务事宜。

不仅如此，司马睿更是授命王导的弟弟王敦，为当时东晋王国的镇东大将军，授予其调度全国各州县军事力量的权力，使其在诸位官员中居于仅次于王导的显赫地位。

于是乎，王氏家族逐渐在东晋王朝初创时期，取得了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全面主导地位，兄弟俩也成为与皇室司马家族并列的，一大实力雄厚的政治集团。

纵观历史记载，这样“王与司马共天下”的格局的形成，无疑见证了东晋门阀政治的确立，及其稳步发展的过程。

王与司马共天下

在随后的东晋政权中，王氏家族牢牢把握朝廷实权的，也往往是那些堪称贵胄出身的世家大族。

举世闻名的琅玡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众多令人瞩目的世家大族接踵而至，成为东晋朝廷的主导势力。

他们轮流主持政事，相互间常有激烈的贵族派系纷争，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东晋门阀政治的混乱现象。

在东晋政权中，以门阀士族为主导的政治格局，不仅使他们在政治领域，享有无人能及的统治权力，更是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享受着无可比拟的特殊优待。

例如在经济层面，在东晋王朝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门阀氏族，都拥有漫长的家族传承和深厚的历史背景，其中一些可追溯至东汉末年便已成名立万的家族，如著名的琅琊王氏；

琅琊王氏族谱

另一部分则是，在接下来的三国和西晋阶段井喷式地崛起，其发展速度令人瞩目。这些门阀士族在经济领域，拥有广阔的领地控制权，但这仅仅是他们雄厚经济实力的表现之一。

更为关键的是，这些门阀氏族手握众多的侍从、奴隶和私人军队，特别是那些由北方迁徙而来的士族，他们携带全家老小，往往带领数千侍从和奴隶，来到江南地区展开新的生活。

再者，由于西晋时期对世族经济特权的确保，如今的门阀氏族仍享有至上的经济特权。

相较于西晋，东晋政府给予门阀士族的经济特权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尤其表现在官品荫庇户口上，西晋时一品官可荫蔽十五户，而到了东晋竟增至四十户。

他们运用自身政治和经济的特权，积极扩大个人势力，最为显著的便是频繁收购其他私人土地，同时兴建华美壮观的宫殿庄园，借此名义弘扬士族修养，实则展示出这些特权阶层自私的本性。

在东晋时期，实际操控朝廷政务并参与政治斗争，以及缔结姻亲的门阀士族，仅限于少数几家，因此从宏观角度来看，东晋的政治环境呈现出一种高度封闭性的特征。

一方面，这些士族牢牢掌控了选任官员的渠道，以致东晋官员基本来自于士族群体；另一方面，为了维护自身尊贵的社会地位，防止新兴势力的渗入，门阀士族大力推广“宗谱”观念，严格划定士族与寒门之间的界限。

东晋士族

从东晋朝廷甫一兴建，其政务便已于士族阶级手中牢牢掌控。

作为封建王朝的至高统治者，皇上多数受到那些广为安插耳目、朝野势力盘根错节，并已获广泛政治地位，及雄厚财力支持的士族代表的制约，一度呈现为如同傀儡般的政治局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国家的最高君主，皇上必然会感到满腹怨气。最初之时，由于朝廷根基尚不牢固，皇上也许会对士族掌控政务保持容忍。

然而待到东晋政权，在南方区域的统治体系得以稳定之后，皇权即将迎来触底反弹的时刻。此举无疑使得皇权与士族间的政治矛盾，日益凸显且变得愈发尖锐，最终到达无法调和的境地。

在晋元帝期间，对于王氏宗族于朝廷上一枝独秀的现象，司马睿自然也心存不满，于是他时常选拔南渡而来的北方二流士族融入到官署之中，以此作为牵制王氏宗族政治影响力的有效武器。

王导

与此同时，司马睿亦对王敦手握军权而自作主张的行为感到忧虑。他任命随即提拔的刘隗、戴渊等人，无休止地征收当时军事重镇扬州的赋役为兵员，以此来抵挡王敦的武力威胁，同时还继续压制王导、王敦的权力。

如此一来，导致了王导和王敦的无比愤怒。公元322 年，拥兵自重的王敦率先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军事政变，王敦大军一路冲破屏障直逼建康城。

元帝迫于压力不得不将戴渊等人问斩，王敦见状便立刻收兵制退，王敦撤兵后不久，晋元帝不幸病逝。明帝即位后，王敦期望能借东晋政权混乱时局取而代之。

公元324 年，王敦再度起兵谋反，但在出征途中，王敦却因为疾病缠身而离世，使得这次谋反之举未能成功实现，王氏家族的声势也因此走向衰败。

明帝驾崩后，成帝执政期间，东晋又爆发了苏峻之乱。叛乱的起源同样是出于苏俊与中央皇室及士族团体之间的尖锐对立，最后这场动荡才得以平息。

苏峻之乱

东晋政权最为不容忽视的特征，便是门阀政治的盛行。这种源自门阀士族周而复始地，主导朝廷运作的封建政治态势，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东晋朝廷，在日常政务处理及政权稳固上的正向推进。

这不仅得益于门阀士族自身的雄厚实力，他们深厚的儒家修养、丰富的政治经历，更拥有适应当时南北复杂形势，并推行有效政策的卓越能力。

然而，这种将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来，历朝历代大力提倡甚至努力构建的，神圣无比的皇权角色，视若无睹的门阀政治，实质上可以被视为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异化”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异化”只是暂时性的，随着封建王朝的持续演变，君主专制必将重拾传统政治模式的主导地位。

东晋门阀士族

东晋时期的门阀政治，对南方社会政治环境施加了深远影响。这种以门阀士族主导国家大权的情景，逐渐演变为当时东晋各方势力，竞相角逐的政治高峰。

他们以议论政事与品评人物为职责，时常展现出空洞而宏大的政治抱负。这种浮夸风气的滋生与传播，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当时社会的虚伪氛围。

作为我国古代封建历史时期，君主专制制度发展短暂失控的表现，门阀政治注定无法持久存在。

皇权必然趋于获得更大的政治掌控力，由此引发的矛盾日益尖锐。直至南朝时期，具有调解作用的庶族势力，开始崭露头角，使君主专制的政治命运再度回归正常轨道。

参考文献：《晋书》